五、兵败如山倒（下）（第3/32页）

第二天我到江湾的一幢小楼裏拜会刘玉章军长，他又很有把握说出防卫上海的信心。然后我又到江湾机场去看空军的小弟兄们，正好遇见了高品芳，他刚刚由台湾飞回来，他说台湾的老台币比金元券、关金还牛的多。很多眷属都到了台湾。我也看见了二期的毛瀛初，三期的张伟华等数十老友，现在的上海机场，比南京大教场热闹多了。

现在我在南京的工作很轻鬆，祇有很少的伤兵过境，新兵更少了，很多事需要到上海去请示，到了四月初，共匪已经有了要渡江的模样，但是人心并不像币制那么喧嚣紊乱，尤其很多愚人们竟相信了共匪统战的挽留信件，不作离京準备了，每到夜晚，街头非常冷清，某日我由浦口回到南京时，顺路到都城饭店吃晚饭，遇见了面色凝重神态古怪的邵力子、黄绍竑、张治中三人，同坐一个小圆桌，招呼之后似不愿与我多谈，我也识相的躲开，想不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宣布，他们又到北平去了。

邪不胜正，李宗仁虽然当了代总统，除了求和即毫无作为，正人君子都不听他那一套，因之他的份量在共匪眼中也贬值了。真是自讨无趣，害己误国。

我为了了解江北状况，特地由浦口去浦镇看看，然后想到六合去看看，驻军好意劝阻我：「不要找麻烦了，共匪似图大举渡江，现在江北已成匪类世界。」我祇好回到南京，决定把浦口的伤兵招待所撤销。为了减少将来突离南京时的负担，命杨成德上校率领不必要人员，即时离京去上海报到。

为了减少目标，节省开支和易于防御，把指挥所由黄埔路搬到沈举人巷，并作了撤退编组，把必要公物装车，车上备份油桶及油箱每早晚都加满了汽油，规定每人武器不准离身，外出与食宿都须放在身边，我并且训示官兵们说：「小心準备不是胆小，大意疏忽是自寻死路。」

这时的南京，表面看平静无事，其实匪谍已大量涌进南京城，他们藉着李宗仁谋和的掩护，无人再抓共匪嫌疑份子，而更多的人已与共匪取得联络，已半明半暗的作了移交準备，还有人公开造了移交册子。

我之所以将指挥所移到沈举人巷，是为了头一夜的黄昏，前院的胡国榕笑嘻嘻到处点东西，登记、造册，我还夸奖他，很负责，他却说：「我奉了侯鸣皋先生的命令！」我问：「侯先生为什么这样热心哪？」胡国榕很得意的说：「侯先生已接受了共产党的委任，为本单位维持会主席，现在造好清册好移交啊。」

我气坏了，大喊：「黄副官（宝安，现在台），把他抓起来，就地枪毙⋯⋯。」他掉头跑了，黄副官来时他已跑过前院。

在李宗仁庇护下共谍大量涌进南京

同时纷纷传言，谣言纷起，我搬到沈举人巷后的一天上午，来了一位数年不见的老同事，他一见面就流眼泪，他仍称我抗战时的老官衔：「总队长，你一向拿我当孩子看待，所以我虽然奉命作你的工作，我实在狠不下心害你，我这次也是奉命过江的，希望你赶紧走，千万不能留下来，共产党已经把你列入顽固的战犯，你一定没接到劝你留下来的信吧！」

他又说：「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太过份了，言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早已看穿了，所以我对一切都是拖、敷衍，只要不被清算、斗争就够啦！不过这次我又犯了大错⋯⋯。」

我笑笑说：「你不肯骗我，留我，害我。」

他点点头，叹口气。

我说：「你也不用回去啦，跟我走吧。」他慌急的摇摇头：「不行啊，我一走，我的家裏人都完啦。」如此事例很多，不能赘述，这些现象，都是李宗仁高唱投降和谈所造成的，瓦解了民心士气之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