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威尼斯？（第4/5页）

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想见中国要改造时的荆棘重重。我在美国教书时首即提醒学生：如果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改革加在她们头上，则上自发髻，下至鞋带，当中的服饰，脑袋中的思想，嘴中的语言，人与人的关系有关宗教婚姻教育与契约无不需要改变。我自己就是一个D. P．（亦即displaced person）。早三年前我在一个国际汉学会议提起：即因内战而使大陆两百万以上的人口迁移台湾也为中国历史亘古之所未有，因之随便批评，以先进国家平日的标准，检讨一个待开发的国家尚在挣扎的状态，必会冒上一个以静冲动的嫌疑。如果说得更过火则是以小权大，坐井观天。

个人的踯躅与蹁跹，托之命运，前已言之。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带有历史性格，又当别论。我已在各处写出，包括大陆的书刊在内，中国的改造途中，国民党及蒋介石所作贡献，为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国想要动员全国，纠结着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八年苦战，也是破天荒之壮举。当时一切无不因陋就简，所有军令军训军政军需，要不是全无着落，即是仓皇支吾应命。其中贪污不法无能的事项必有无疑。最近陈诚将军的遗稿问世，他就提及1943年在滇西滇南视察时，发现“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破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传记文学》三二○期，五一页）。为什么以陈辞修将军的高风亮节还只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最高统帅部不能解决下属的供应问题就无从认真计较了。退一步解释，即是整个组织与时代脱节，罄全国之所有和立即需支付兑现的条件当中有几百年的距离。要不是行苦肉计及空城计坚持到底，听候同盟国解我倒悬，则只有任日本军阀宰割。

在同样大前提之下，我对于中共及毛泽东行土地革命翻转乡村中的低层机构，也是同样尊重其在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即对我在军校中因内战而殒命的同学之遗孤，惶恐不能应命，也只好说今昔历史眼光不同，只要他们父兄保国卫民的宗旨为对方中共承认，已是英灵不朽。

有了以上两个条件，那么今日之中国只能继续经济之开发。惟其如此才能在重订私人财产权利时，固定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也惟其如此，才能扫清文盲，普及教育，使知识不永久的被若干分子所独占。如此之民生，才有真实的意义。下一代聪明睿智之士，或为农为工为商，或做律师及政治家，或做艺术家写小说著历史，也用不着把天下兴亡的责任全由一己担当。

也有人说，经济改革前途必有风险，万一不慎，或是通货膨胀不可抑止，或是大批人口失业，必致社会动乱。可是我说虽然计划改革时不能明知故犯自招贻戚；可是冒必要之险，仍是无可规避。所有现代经济本身即带着一种冒险性格，在今日也是众望之所归。如果踌躇不前，则是冒更大之险。

也有人说，今日地球已经海陆空一片污染，森林砍光、臭氧层开天窗、地温升高，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势必增加以上破坏的程度。可是我说虽如此也不能让中国停滞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局面里。而且纵如此仍不能将全球的问题全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中国担当。这些大问题之获得解决，先必有极大之压力，然后由先进国家作领导分工合作寻觅途径才能在经济上有效，有如能源用尽，势必寻觅新能源。于今原油价格低廉，则虽有心人无法做蚀本生意的去收集太阳光内的功能。而且世界上贫富悬殊，各国所受经济压力相差过远，亦非富有国家之福。

假使世界上的事情能全球化，我们是不容悲观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技知识，尚可能不及宇宙间奥妙千万分之一。宇宙间事物之大，大而不知其极，其小处也小而不知其极。这当中必有很多尚待发现的神秘足供人类在技术上引用足以解决实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