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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第4/4页)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直维持着若干战时体制的性格。他们的设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这一观念直到1985年6月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才正式宣布放弃(见北京周报社1987年出版的《中共十三大与中国改革》,页五三)。又在建立人民共和国后,“据估计三十年来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蔽的农民总贡赋为六千亿元以上”(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发展研究通讯》1986年12月总第四十五期,页五)。所以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来,他们群众运动仍着眼于马克思所谓“原始的存积资本”并非遂行共产主义,从延安住窑洞到深圳建造摩天楼当中有了一段极长远的距离。内中情节,不是我们“褒贬”所能左右动摇的既成事实。即使将之“三七开”或“七三开”也无益于事。中国的内战彼此驱农民作生死斗,与美国南北战争时两方都由中产阶级人士积极参与支撑的不同,因之无从将之解释而为一段读之不倦令人徘徊景慕的事迹。可是虽如是,中国经过内战业已达到体制上改变之转机。此后之发展在中国历史内无成例,却可以与17世纪以降西欧各国尤其英国与荷兰纵横曲折的经过遥远相比。

如果今日我又遇到参大四十五年以前的同学再问到当日的问题,我们在打什么,我即可以从一个学历史的从业员之身份解释:双方都志在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彼此都想避免穷困。

1991年11月15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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