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31/48页）

特殊社会允许人表现的途径只剩下了一条——政治。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终于，“文革”的政治泡沫破灭了，许多自以为抓住了什么标志自己高于别人的东西的人，到头来只不过抓了两手心的湿。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另一种标志，当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适婚女性的择偶观。

“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

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适婚女性是乐于一见的。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的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适婚女性最高择偶标准之一。

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

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乃是最高的标准之一。

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

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对方。

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除了学历一条，与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1985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妻子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的“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而为尊贵之身的娇妻美妾，那些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当年的中国男人的知识和学历，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芒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其他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也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啊（按当年的汇率换算）！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破灭了。

从20世纪80年代后几年至90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