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第7/31页）

　　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壮年时的皇帝经常呵斥的是官员们奏事的不细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清仁宗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他壮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毀。”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的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来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的同时，皇帝施恩的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余万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钱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当年地耗正粮一千七百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