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巅(第4/21页)
有人说,乾隆年间的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整个18世纪,全世界的人口从6.41亿增长到了9.19亿,增幅高达43%,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得力于红薯、玉米这两种“18世纪的食物革命”。
确实,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这两种作物的推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种植,并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种植法。最先到山东、河南推广甘薯种植技术的福建监生陈世元,得到皇帝恩赏的国子监学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陆耀因为编写《甘薯录》而被晋升为湖南巡抚。在皇帝的劝谕下,川、楚、陕、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种玉米”。经乾隆一朝的倡导,红薯、玉米已经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口粮。
当然,我们不能说乾隆全盛主要是这两种植物的功劳。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确切地说,增长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18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3.4%,到这个世纪末则达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劳归于水利,由于乾隆年间特别是中前期政治纪律清明,国家执政能力强大,黄、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农业发展的标志性成绩是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其中秦汉为417亿斤,唐代为626亿斤,宋代为835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农业的成绩,使乾隆朝的人口发生爆炸,支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达到中国历史的极峰。
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经过康熙、雍正两个承平时代,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50年里翻了一番。
二 “盛世”的武功(1)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驿马穿过西便门,风驰电掣般直奔大清门。
驿马送来的是万里之外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的捷报。他向皇帝汇报说,天山南北所有叛乱都已经彻底平定。这片不驯服的土地经过连续四次大军践踏,终于服服帖帖,不再心存异志。
这场胜利,是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开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个漂亮结局。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从此尽入大清版图,被称为新疆。两朝遗志终于被圆满实现,清王朝最大一块心病被彻底根除。消息传来,四十九岁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连续拜谒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汇报这一喜讯。望着雍正皇帝留下来的宝剑,他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出声,因赋诗道:“质明峰树辨陵园,趋谒松宫冠剑存。敢曰志成荡盐泽,亦云功定靖花门。凡兹万里遐宣武,总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忆痛难言。”
这场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事情起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
这年十月,一封六百里加急的文书从蒙古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省省会)送到了清廷。将军成衮扎布在奏折中汇报,准噶尔汗国的三个小首领,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率领三千户蒙古人,一万多人口,宣布脱离准噶尔汗国,投奔大清国寻求庇护。他们离开了世代居住的额尔齐斯河牧场,顶着凛冽的寒风,赶着牛羊,携带着老小,经过十余天长途跋涉,才到达乌里雅苏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