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第8/8页)

死后得谥“文忠”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就是他那个家族中撞到辉煌的终点线的那一个。李氏“世耕读为业”,初“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勤俭成家,有田二顷”。虽然薄有产业,但是一个家族在地方上没有功名,就没有地位,“乡曲豪强屡见欺凌”,鸿章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愤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学业,以求能有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说:“家督自有担承,细务概从推脱,是以毕志读书,专攻进取。”读书求进是他唯一的使命,但是李文安的科场之路也不顺利,数次乡试,都名落孙山。每次失利,对于身负几代重托的他都是重大的打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三十出头,李文安已是两鬓花白了。他常常借酒浇愁,赋诗自嘲:

年来落魄多贪酒,老去猖狂半在诗。

觉得自己希望无多,李文安把厚望又寄托在李鸿章身上,才六岁,就给他开了蒙,亲自教授,日夜督促。由于家中无人治生产,生计艰难,“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李鸿章的母亲“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她对生活上的窘境毫不在意。她说:“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嶷有立,岂忧贫哉!”

命运终于对李家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李文安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一时间,李家“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家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报偿,原本凄清冷落的命运之流忽然幻化成了一出大红大紫的喜剧。

回望近代几位离我们最近的文化巨人的身世,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梁启超,比如曾国藩。历史上,所谓起自寒素的,家族史上都是经过这样几代人的积累传承。中国人性格中的坚忍顽强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这种世代积累的顽强,赋予这一制度以本不该有的悲壮和沉重。

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探花活到了1958年,他叫商衍鎏。时间使他能够比较清醒地思考往事。他回忆道:

一千三百一十七,这个非凡的奇数,在我之前曾是多少人的寄托和希望。这之中有拼搏,有追求,有悲欢,有升华,它用功名二字连接了世世代代人的宿愿。当我回首往事,才知道这是一个酸甜苦辣的海,波涛撞击的洋,它具有特别的引力,使你身入其中,如醉如痴,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它所需要的角色。

在把科举制度引向委顿、变形乃至丑陋的过程中,它自身正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朱元璋不过是历史的执行者。正是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使这个社会落入自我循环的怪圈。它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消解了全社会的精力和创造力。

一个创造性的制度扼杀着创造性,一个出自公正性的设想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正,一个选拔人才的制度同时扭曲了人才。提高了的效率却保护了整个社会的低效率运行,这个制度使古代经典得到了完整的传承,也使古典文明陷入了委顿的怪圈,并且最终使这个制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这是一个制度的悖论,同时,也曾是整个文明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