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有多难吗？（第2/3页）

后来，有人专门请王维回忆当时的情景：

——“事先有没有请示市委？”

——“没有。”

——“有没有上报宣传部？”

——“没有。”

——“私下里和有关领导打过招呼？”

——“肯定没有！”

王维当时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决议深入人心。经过那么多年反反复复折腾，中国人终于认准了一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国家，“实事求是”的氛围越来越浓。

于是王维的思路就是：“报纸刊登广告，天经地义。”

解放日报社老总一拍板，乐坏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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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整个上海只有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叫“上海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下称上广装），这家公司被允许代理国内媒体的广告，别无分店。

但以当时的市场环境，就算只有一家，但依旧是无米下炊。当时，上广装专门出差去北京，游说中央报刊能够接受刊登广告——中央报刊肯刊登，地方报纸才敢动啊！

但是中央报刊没有一家敢先摸石头过河。

时任解放日报社广告部经理的彭寿龙回忆，当时找到了上广装说可以刊登广告，对方激动万分，在最短的时间里就拉来了足够《解放日报》春节假期版面使用的商业广告。

1月28日，《解放日报》的版面上破天荒出现了上海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和上海食品工业公司的拳头产品，舞台刀枪、二胡三弦、佛手味精、幸福可乐、十全大补酒等一批广告。

当时，像这样的广告每条大约收费在700元左右，不久就调价到了每条1280元。这个价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上海的人均工资仅每月40元左右。

但即便如此，在《解放日报》开了头炮之后，其他商家蜂拥而至——刊登广告的那几家商家的商品迅速脱销。

在诸多广告客户里，当时还有一家日本电气公司，连续来找了几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广告。这让庞寿龙感到非常棘手：党报能不能刊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广告？按什么货币结算？

庞寿龙为此还自掏腰包买来龙井茶叶、广东香蕉，接待日本客户，想先探探虚实。

一犹豫，第一个涉外广告就让《文汇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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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作为一家“第一个摸石头过河”的报纸，当时不是没有风险的。

根据王维老总的回忆，在《解放日报》刊登广告后的两个月，在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出版局有一位副局长毫不客气地发问：《解放日报》带头刊登商业广告，到底是为社会服务，还是为本单位赚钱？

王维还是那条标准：用实践检验。他回到报社后，马上让总编办收集各界对《解放日报》刊登商业广告的真实反映。

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当初的读者反馈原件——真的有批评声音：

“凭票供应的电视机、收录机为啥还要做广告？如果登给中国人看，你又买不到；如果登给外国人看，人家根本不稀罕！”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只能起到刺激人们不满的作用。”

1979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

1979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第三版）

“我花四分钱买一份报纸为了学习、看消息，你们用四分之一的版面介绍日本人的生意经，算啥名堂？”

“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王维让人把这些反馈实事求是地做成简报，上交给宣传部。

上面的领导，并没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