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群众逃跑（第2/3页）

大批的工农群众所以被敌人领导反水的原因，虽然是由于反革命的欺骗作用加强，但是过去寻乌群众阶级斗争没有深入，肃反工作不注意，工作方式命令欺骗强迫的结果，便利于敌人的欺骗恐吓，而使大批的工农群众脱离党及苏维埃的领导多是主要原因。[75]

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苏区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凸显，巨大的兵员指标和苏区人力资源形成极大反差，为完成高额的扩红指标许多地区不得不采取强迫的办法，万泰县“冠朝区在一个会议上强迫一个反帝同盟主任报名，不报名就罚苦工当伙夫”。[76]由于此，逃跑成为民众躲避扩红的一种方法。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该县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77]

扩红运动中发生的种种极端行动造成干群间关系的严重紧张，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78]宁化县群众除以逃跑表示消极对抗外，还有公开反抗的行动，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不敢出乡苏门口”。[79]对此，中共中央曾作出检讨，坦承过失：“群众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上的错误。我们许多区乡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不论在推销公债，扩大红军或收集粮食方面都采取了严重的摊派与强迫命令的办法，任何宣传鼓励、解释说服的工作也没有。”[80]这样的批评当然不是信口开河，竭泽而渔的做法实在也得不偿失，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地方的实际执行者，应该都不会不清楚，只是面对兵员需求的巨大压力，他们实在也是左右为难。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工作遇到困难或国民党军进攻时，苏区干部开小差、逃跑现象也相当普遍：宜黄、西江、泉上负责肃反的裁判部长“公开的投降白匪”。甚至有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乐安、万太、广昌、代英、门岭、公略都发生过这种现象”。[81]福建为培养地方武装领导干部开办的训练班，学员均经过各地选拔，相对较为可靠，但仍出现大批逃跑，“第一期地方上调去训练的差不多逃走了十分之六”。[82]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维埃政权处境不断恶化后，干部反水事例更多。1934年1月，“武平梁山乡主席于正月间叛变，并带去梁山游击队十三名，步枪十三支”。[83]3月，于都禾丰区“二百余群众，在少共区委组织科长的领导下，带着鸟枪梭镖等武器逃跑”。[84]8月，“洛口区群众二百余在该区反动的区宣传部长、粮食部长、乡主席等的欺骗压迫之下向头陂逃亡”。[85]

生存是民众的第一要务。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及前线供应的需要，后方生活日益紧张，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民众不得不自寻生路，这也是出现逃跑的原因之一：

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亲靠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生活下去。农业上那些地方都是山地，种植业不发达，有的连种子都没有，又缺少食盐，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保证。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86]

当时苏区之外也有人观察到：“彼方物质缺乏，盖亦足为离散群众之一原因也。”[87]

1933～1934年苏区出现的群众集中逃跑现象，和当时中央领导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查田运动、肃反、发行公债、借谷及扩红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酿成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缺乏在政权、集体、个人间寻求利益平衡点的意识，一味强调无条件服从，夸大思想斗争的作用。时在湘赣苏区的萧克深有体会地谈道，1934年7月，湘赣苏区面临国民党军压迫，被迫向井冈山地区寻求退路，结果却很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