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短促突击”战术（第2/4页）

从目前材料看，这一战术发端于第五次反“围剿”前夕。1933年9月中旬，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显露了这一战术的雏形：“我们应该让敌第一梯队部队向前推进几里。在这时我们将迅速在两翼运动，以便出人意料地迎击敌主力部队。在先歼灭敌第二梯队之后，再以小股部队击溃其第一梯队。”[62]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这一战术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63]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64]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65]1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又致电红军指挥员，强调红军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66]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明确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67]“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比较经常。

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国民党军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

运动防御的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争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我们要记着，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68]

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69]

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70]

李德的解释，和林彪专指对脱离碉堡的敌军的突击更为宽泛，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战术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71]

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72]“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73]李德也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