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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五次反“围剿”:中共绝境求生(第4/5页)

另外,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滕代远明确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36]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的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37]而遭失败。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红军很难觅到战机,运动战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38]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39]可见,当时红军坚持其一贯的运动战原则确实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困难。远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其军事顾问已经对困难予以充分注意,他们对困难的高度估计甚至导致其对国际方面的指示也并不认同,直指其会“助长错误的倾向”。[40]

应该说,共产国际代表的认识并非无所根据,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如前所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就提出红军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而应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对手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更明确总结了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可能的变化: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41]

所以,毛泽东后来曾提出,福建事变爆发后,“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42]而对反“围剿”中期由共产国际代表及军事顾问提出的进军湖南计划[43]也予以肯定,强调:“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44]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方针是相吻合的。但是,对于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很难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作出这种非常规的抉择,任何的闪失都有可能意味着需要承担严峻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压力,不是已经看到结果而又无须承担责任的我辈所可想象的。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对方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在毛泽东看来,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45]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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