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2/19页）

对联邦党人而言，宪法为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也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护；对于反联邦党人来说，宪法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汇集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所有担忧。然而，怀揣着使命感的联邦党人有的放矢地从各方面提供了批准宪法的理由，最终让反联邦党人无言以对。在历史学家称为“早期共和国”（Early Republic）的这个时代，和美洲的殖民时期一样，文字拥有至关重要的力量。1788年，三位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为笔名在纽约的几家报刊上撰文发表了总计85篇系列论文，并收集成册，以《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命名出版。这本文集如今已被视作美国政治观的试金石，其中的论辩不仅阐明，更完善了联邦党人的立场。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在论证中提到战争和外国势力的有害影响。考虑到此前美洲殖民时期的经历，这些观点也就不足为奇。汉密尔顿在文集第6篇中指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联盟，美国将会危险地“暴露”于“外国武力和诡计”的威胁之下。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各州之间的纠纷，以及来自国内的派别斗争和动乱”的危险。“一个牢固的联邦，”他强调道，“对于各州的和平与自由是非常重要的。”[2]

对于这个牢固的联邦要如何实现、如何维持，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作者麦迪逊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对人性有更充分的认识，相信“党争的潜在原因”不是只有美国遭遇的问题，而是“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尽管拉什强调改善美国公民的“原则、道德和社会行为”来构筑起共和主义大厦，麦迪逊却认为需要通过在地理和人口上的扩张以及新的宪法体制为美国的未来保驾护航。“把范围扩大，”他指出，“就可以包罗更多种类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人也就不太可能找到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较难发觉这种共同的力量，更难以采取一致行动。”[3]

在麦迪逊看来，安全取决于人数。尽管他在表述中用了不少政治术语，但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数量上的安全：随着群体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不同群体内的个体都会得到保护，而所有群体都不太可能向全部个体强行施加自己的宗教观点、区域性观点或经济观点。反联邦党人对此并不信服，他们试图反驳《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观点，警告说“制宪之时……应当谨慎限制并且明确定义宪法的权力，调整各部分内容，同时提防权力的滥用”。他们指出，如果“所有人生而自由”是“不言自明的”事实，那么人们就不应该“凌驾于同类之上或对同类施加权威”。“社会的起源”不在于权威，而在于自愿“联合在一起的人们的一致同意”。[4]

尽管反联邦党有时被贬损为“缺乏信仰的人”，他们其实只是相信个体而不相信机构、相信公民而不相信宪法，因而希望各州保留尽可能多的权力，而不是将所有权力让渡给中央政府。最终，由于联邦党的政见能提供更多好处，还是他们占了上风。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在说服宾夕法尼亚民众同意批准宪法通过时曾说：“采纳这个体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国家，而现在我们还不是一个国家”。他问道：“我们是否能采取一致的全国性行动？我们是否能做点什么来获得尊严、维护和平、保持安定？”

威尔逊警告指出，如果没有宪法，“我们政府的权力就只是空谈”。没有宪法，美国既不能防御也不能发展，甚至无法“移走河里的一块石头”。而一旦宪法到位，石块将成为这个伟大国度的建筑石材，河水也将成为这个伟大国度的天然渠道。威尔逊进一步预言，在国家建立发展之时，美国人“也会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这将不是一种普通的民族性格，而是被尚在讨论中的宪法所塑造的民族性格。他指出每个国家都“应当具有独创性”，但美国保留了太多其他国家风俗习惯的影响。美国的政体将会消除这些影响，并且也许会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