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个新世界的形成（第4/5页）

独立战争结束后，对于这场战争的讲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为这种热情并不总是确切存在的，但不管怎样，当时那些应召参战的民兵的确因创造了军事理想上的一段佳话而流芳百世。这不应该被夸大，但也不应该被低估。在今天的美国，战争退伍军人约占成年人口的10%，从大局看，10%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比例，也很难被称为全民皆兵。不过，退伍军人以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以及国防预算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为相比总人口的投票率来讲（60%），有更高比例的退伍军人参与投票（70%）。

在这一背景之下，毫不意外，美国国家身份的特点就是在战争中打造团结，并强调自由是国家身份的支柱。不过，就算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这个“新世界”中的自由也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内涵。如同当时的标语所讲，自由不是免费的。当然，它从来都不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自由侵犯了土著民族业已享有的自由。如同美国独立战争中保皇派所表现的那样，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追求，或者必然会欢迎免受君主统治的自由。自由是美国实验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但最为大肆宣扬这一原则的人却是奴隶主。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将启蒙运动描述为“人类意识的解放”，启蒙运动在18世纪也许影响了美国革命，但它并没有让作为美国革命者的奴隶们获得解放。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1776）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如此冗长的“真理”只对那些要么是白人男性精英，要么是接近或有潜力成为这些人的群体有效。即使对于白人男性精英而言，这些真理也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当英国激进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时，虽然美国人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接纳他的话，但他们还是将这个信息置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解读，在发扬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仍在捍卫着奴隶制。借助市场和传播网络的发展，各个殖民地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建立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团结体。而实现这一概念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些人来讲，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时，这个国家的理想才能最终实现。对于另一些人来讲，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当一些人终生为奴时，才是安全的。19世纪中叶，当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中奋力维持国家统一时，有一项真理对他是不言自明的。“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林肯评论道，“但我们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同的。”

美国内战之后，奴隶制最终被废除，但是种族和民族区隔仍旧存在。尤其是当美国人为了完成自己的“昭昭天命”、自己在地球上的霸权向西部延伸时，美国身份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修正和提炼。19世纪末，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的形式尝试涉水国际事务。在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的持续主导地位本就遭到一些挑战，而种族、移民、犯罪和城市问题更是让情况恶化。这时候，参加过美国内战的一代已经掌控了政治权力。他们年轻时的经历使他们颇具智识，但却并不一定会让他们或者这个国家对新世纪——所谓的“美国的世纪”——的到来做好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在经济，也许还包括文化层面占据了全球性统治地位，“美国的世纪”才真正开始。

不过，“美国的世纪”却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中，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被越南战争所主导。在这一历程中，美国国家的理念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的国家故事原先讲述的是以种族为核心的公民国家，现在则开始强调被排斥者为挑战这种排斥所做出的努力。人们开始重新关注美国的文化多样性，因此，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公民理想的现实的自满情绪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它还强调了美国建国者在起草《独立宣言》建立的包容性前提。正如林肯所说，通过这一前提，所有美国人，无论祖先来自哪里，都可以宣称这个国家“就像写下《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样”。同样，在这一背景下，大西洋世界范式不仅可以平息国际世界的恐惧，还可以强调这种公民理想的力量。它突显出这个国家的边境不仅容易让移民进入，也容易让国际影响力——如果不说是国际势力的话——渗透进来，并且这个国家在对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国家主义、区域主义、战争、身份、人种、宗教、性别和种族的理解上多么易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