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第2/3页）

在形成这种报道的过程中，我请我采访的那些人不仅要描述他们看到的或他们在其中起作用的状况——如在第20章报道的事件——而且还要给我谈谈他们自己的情感反应，他们感觉到和想些什么。我之所以能像我经常做的那样在这本书里写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内部发生的紧张事件时期某某人的特殊感觉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纽约时报》这些人的合作，他们谈到自己时是直率和诚实的。

自本书1969年第一次出版以来的岁月里，我同《纽约时报》的大多数高层编辑和家族控股人保持着接触。我注意到在最后几章指出的许多趋势已经充分实现了。例如，A.H.罗森塔尔，本书清晰地描述了他的上升过程，他和业主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的私人关系，在第20章描述的倒霉的格林菲尔德事件期间实际上加深了这种关系，他在70年代成了总编辑，最终剥夺了华盛顿分社在赖斯顿和他的前任阿瑟·克罗克的有力领导下形成的自主权。

随着罗森塔尔的上升，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也在纽约的等级机构里得到了提拔：阿瑟·盖尔布，一度是罗森塔尔在纽约组的助手，现在被任命为副主编；另一个颇受罗森塔尔称赞的人，以前的记者和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在罗森塔尔手下担任主编。汤姆·威克和马克斯·弗兰克尔，赖斯顿的两个60年代的门生和他的华盛顿分社社长职位的接班人，70年代都在纽约总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威克是主编助理和政治专栏作家，弗兰克尔在约翰·奥凯斯退休后成了社论版主任），在新闻部或星期天版部没有人能向罗森塔尔的权威挑战了，赖斯顿本人也不能。1969年后他的主编职权并没有在职业的意义上得到很大的实现。在70年代后期接近退休年龄，他在华盛顿更幸福地把他在《纽约时报》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写作他的颇受读者欢迎的专栏文章。

罗森塔尔对庞奇·苏兹贝格影响越来越大的标志，是他能够使1968年由于赖斯顿的反对而辞职的詹姆斯·L.格林菲尔德重新回到报社。在使格林菲尔德陷入1968年的华盛顿惨败之后，苏兹贝格和罗森塔尔都觉得对他有一种责任感。正如本书的最后一章注意到的，格林菲尔德在辞职后仍然同苏兹贝格和罗森塔尔保持着私人关系。在重新加入《纽约时报》后不久，格林菲尔德成了国际新闻主任，后来又成了主编助理。

克利夫顿·丹尼尔，我在《王国与权力》的开头几章对他做了突出的描写，但他是很难和庞奇·苏兹贝格相容的，不得不把他在三层的大办公室腾给了罗森塔尔，最终搬到华盛顿当了分社社长。而在纽约看来，丹尼尔从马克斯·弗兰克尔手里接过的分社，比威克负责时更协调，更勤奋（分社的一个成员尼尔·希恩把五角大楼秘密的文件带给纽约，写出了关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的曝光性文章，1972年为《纽约时报》获得了一枚普利策奖），这一业绩很快就因《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博·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惊人的水门事件独家报道而黯然失色，那一系列报道导致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

在有效地指导分社经过福特总统的平淡的几年进入卡特总统的温和说教的时代后，丹尼尔在70年代末退休了。罗森塔尔为这个位置任命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叫作赫德里克·史密斯。1974年，史密斯因其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但管理者的更替和变化着的编辑头衔，经过70年代继续到了80年代，只具有转瞬即逝的重要性。到80年代末，“罗森塔尔”、“托平”、“盖尔布”和“格林菲尔德”等人的名字也列到了退休名单上，开始在刊头上被更年轻的《纽约时报》人所取代，这些人又带着这家报纸过了又一代——这些人有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他在1990年升任主编，标志着他最终成为总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的继承者；弗兰克尔在80年代末从十层的社论部下到三层的新闻编辑部，接替了65岁的罗森塔尔；罗森塔尔自赖斯顿在70年代回到华盛顿以来一直管理着这家报纸。在90年代的刊头上还有新任命的主编助理如沃伦·霍格和卡罗琳·李、戴维·R.琼斯、约翰·M.李和阿伦·M.西加尔，但报社真正的持久的权力像以前一样，仍然掌握在拥有它的家族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