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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惊人的是，在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为他发表了一篇社论，做出的评价不仅震惊了许多天主教徒，而且也使《纽约时报》的其他许多读者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曾错误地假定《纽约时报》的社论会缓和它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观点，向他发表一篇颂文。相反，这篇社论把他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有表现欲的人，挖掘了注定是他罪行的东西：“他以蛊惑人心的过分言论支持后来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进行了拼命攻击，因为她主张在教育上宗教应和国家分离。在政治事务上和公共辩论中，他经常是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说话，披着一种权威主义的外衣。权威主义尽管在其他某个时候和其他某个地方也许是合适的，但却不适合于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不管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否极力禁止影片《宝贝儿》（Baby Doll）或阻碍纽约离婚法的改革，他有时都是在琐碎的问题和失败的事业上滥用他和他教会的特权。”

几十件抗议信和电话接踵而至，众口一词地反对这篇社论。在最初收到的70封信件中，有62封谴责信，其中一些后来在社论版的“致编辑的信”栏目中发表。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它的主编威廉·F.巴克利就这篇社论写了一篇社论，指责《纽约时报》在斯佩尔曼犯错误时不去批评他的错误，指控在斯佩尔曼和麦卡锡的友谊以及他和罗斯福夫人的分歧有新闻价值时，《纽约时报》的社论对他保持了沉默。巴克利写道，这位红衣主教曾把《纽约时报》吓得不敢说话。巴克利总结说，因此，“我们更要悼念这位红衣主教的去世”。

巴克利断定《纽约时报》在罗斯福夫人事件上保持沉默，这是不正确的。在1949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社论中，尽管对这位红衣主教的抵制是最微妙的，但支持了罗斯福夫人的立场。

在斯佩尔曼去世后的喧闹声中，约翰·奥凯斯保持了冷静。奥凯斯以前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且他还会经历的，他有点喜欢这些社论引起的激动。他想在《纽约时报》经营一个刺激性的社论版，表达一些并不总是流行的但至少是他自己的和出版人的意见，并且不受《纽约时报》之外的有权力的人所影响，而且也不受从门罗·格林那里购买《纽约时报》版面的广告商所影响。

这天，门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谈谈新的豪华的摩天大楼公寓，因为这一天《纽约时报》的编辑部文章把这些公寓说成是对哈得孙河边新泽西崖壁的自然美景的亵渎。当格林的秘书通知说蒂什曼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格林对蒂什曼突然发作的气愤的语无伦次的腔调并不感到惊奇。蒂什曼说，这是可怕的、残忍的、愚蠢的、不公平的。这些公寓大楼并没有像那篇社论说的那样，破坏了空中的轮廓线。蒂什曼说，相反，它们给这片单调的土地带来了优美。为什么《纽约时报》允许发表这样的抨击？靠它得到了什么？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

门罗·格林同情地听完后，告诉蒂什曼，他很抱歉，尽管他赞成蒂什曼的观点，但他却控制不了社论。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格林说蒂什曼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给社论版写一封抗议信，它会得以发表，可以有些好处，或许会有更多的害处——它只会引起人们注意这篇社论，因此不要发这封信。格林继续说，为了使他的推销商的声音成了更使人放心的，要做的最好事情是什么也不做，忘掉它，只当它没有发生。广告增刊——和以后的广告——会抹去这篇社论造成的所有伤害。格林说，他个人并不认为这篇社论会造成什么损害。格林说，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