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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冬天摩西开始感觉到了这一点。当时作为即将举行的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的主席，他那么多的计划和行动居然不被新闻界所看好。媒体的情绪看起来对他不利，不仅有《纽约时报》，还有其他报纸，加上广播电视。并不是说他们不完整地或不准确地报道这些新闻，而是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做得太完整、太准确了，他们什么也没有忽略。他们引用一些多余的词语或句子，插入多余的小细节，有意地向读者表达一种怀疑。他们和摩西开玩笑，因为这个暴躁的老人极力吹嘘这次商品展览会。他们在它劣质的建筑完工之前就把它拆散了，然后他们又在接下来的两年之中不断地来贬低它。

《纽约时报》社论批评摩西对这次商品展览会的财务操纵，他“对辱骂的爱好”，记者们似乎很高兴记录下他的每一个挫折——他想让A&P来清除在商品展览会场地上空可被看到的大霓虹灯面包广告牌，结果徒劳一场；他想让苏联人参与商品展览会，结果人家没来；他对每天来参观商品展览会的人数的乐观估计也没有实现。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过分渲染商品展览会开张日种族骚乱的威胁，包括黑人好斗分子在高速公路上的一次汽车“阻塞交通示威”——一种尽管没有成功却不利于人们参加展览会的威胁。在这一时刻没有人有兴趣去帮助摩西，媒体没有显示出一点愉快的态度，对小过失也不无动于衷，尽管这种无动于衷曾是他们对以前的布鲁塞尔商品展览会报道的特点，或者会激发起对后来的加拿大商品展览会的报道。摩西，纽约商品展览会的象征，在他的漫长生涯中已经树敌太多了。他写了太多的信，推开了太多的人。他罪有应得，但正像很多情况一样，他并没有在该遭报应的时候就遭到报应。因为1964至1965年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并不像大量新闻报道所暗示的那样是非常丑陋的、无聊的、没有生气的铺张演出。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出席这次商品展览会，都找到了精彩的、值得记住的画面和声音，但他们无法表达出这一点，没有完整的声音，因为新闻界关注的只是大门口的示威者、停车问题、劳工争论，以及如果人们留心就总能发现的过失——《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他的专栏里报道说，“在这次商品展览会上”，在斯科特纸巾展馆的男厕所里却没有擦手纸。

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是《纽约时报》几十年一直在报道但从没有认真写过的人物之一。从阿道夫·奥克斯时代开始，《纽约时报》就对宗教题材格外敏感，一直害怕冒犯这个或那个集团。在碰到卡迪纳尔·斯佩尔曼的事情时，编辑们的工作甚至更为谨慎，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有广泛权力的神职人员，而且有时还说些或做些有争议的事情，使编辑们不得不去琢磨如何发表新闻，同时又不去冒犯斯佩尔曼和他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编辑们多年来努力巧妙地这样做，磨去报道的棱角，软化标题，只要有可能就强调斯佩尔曼的仁慈、他的魅力、他的朴素的方式，他在教会学校毕业典礼上和警察交流早餐会上受到的热烈欢呼。他们一直不去突出，有时甚至会无视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不怎么光辉的因素。比如他对轰炸者的祝福，他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感情，他对纽约政治的参与。如果他不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如此固执地炫耀他的爱国主义，新闻界对他的这种礼貌的政策无疑会永远继续下去。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放松了限制，越来越和斯佩尔曼的教会不相一致。60年代的斯佩尔曼，像罗伯特·摩西一样，走得太远了，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一些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人。在斯佩尔曼去世前的一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攻击这位红衣主教在越南对美国军队进行圣诞节访问期间说“除了胜利，别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评论不仅招致美国许多天主教徒的反感，而且也招致了保罗教皇的厌恶，教皇正在进行争取和平谈判的运动。甚至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在最近雇用的一个宗教新闻编辑约翰·科格利——以前就职于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的开明天主教徒——所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说话不当进行了谴责。科格利还指出，在传统上对战争表达严肃的保留意见的天主教徒的数目，相应地要比新教和犹太教反对战争者的数目更少——这一声明是几年前《纽约时报》的记者或许其他人都不会发表的；即使现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有着犹太人作者名字的人也不会发表这种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