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4/11页）

正是这种思维，在《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思想变化和畏难情绪，也产生了对其他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任务。几年内《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职员每天都要细看报纸，计算每项体育运动的分数，査看每一个讣告，确保《纽约时报》报道了所有事实，或起码比别家报纸更全面。晚上，《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来回踱步等着送稿生[注：送稿生（copyboy），一般指报社中负责替人跑腿、递送文稿等初级工作的人员。资深的送稿生往往也有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进而进入记者、编辑队伍。]带来刚出版的其他报纸，生怕这些报纸会有一件事或一些事实在《纽约时报》上没有发表。汤姆·威克从达拉斯传来他的报道，一次两页。他在达拉斯机场的台阶上跑上跑下，每一次都要穿越一个候机室进一个公共电话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总能及时找到一个电话亭或一条通向纽约的线路。《纽约时报》的主要兴趣不是威克的散文风格——而是作者是不是全部占有事实，正确地占有事实，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日子里显得太琐碎的事情。例如，总统车队路经的一些街道的名称；开枪地点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是一座出租出去的国有建筑；目击者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继任总统时具体站在什么地方；主持仪式的法官叫什么名字、何时任的职；主持肯尼迪临终仪式的两位神父叫什么名字；声称看到这一或那一事实的目击者是什么身份；还有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以及所有在达拉斯这个漫长的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威克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是在盲目地写作。他是在感觉事实，是受本能驱使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全部报道，共106段，然而这些段落中只有一段多一点儿描述了威克亲眼所见的事情。这是在医院的紧急入口处附近威克和其他记者站在一起时发生的，当时肯尼迪夫人正走出来。威克后来写道：“她的表情是悲伤的。她死死地盯着地板。她还穿着山莓色的服装，这是她在沃思堡和达拉斯向欢迎的人群致意时穿的。但她已经摘掉了这天早些时候她所戴着的与衣服成套的药盒帽，她的黑发被风吹散了，显得凌乱。她的手轻轻放在她丈夫的灵柩上，灵柩被抬上了一辆灵车。”

在这天的暗杀事件以及接下来的有关事情发生之后，威克的股本在《纽约时报》里迅速升值了。当时他37岁，进入赖斯顿的队伍才不过三年，他无疑是幸运地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在达拉斯的这个特殊的下午，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以他多少稀奇古怪的职业把大部分事情描述得就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这种职业经常把最伟大的名望给予记录最混乱状况的人。毫不奇怪，一年后赖斯顿选择威克接替自己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但分社的一些人对这种选择并不感到喜悦。他们认为，威克升迁得太快。赖斯顿领导的一个直爽的年轻人安东尼·刘易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感到失望，打算调到伦敦分社，当那里的分社社长。赖斯顿的另一个门徒马克斯·弗兰克尔，干脆从《纽约时报》辞职了，接受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提供的一个职位，但几天后弗兰克尔对此突然另有想法，请求《纽约时报》撤销他的辞职信，报社同意了。无疑，由赖斯顿——当时缠身于某些更高层的有趣的政治编排当中——所设计的汤姆·威克的飞黄腾达，已经挫伤了《纽约时报》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自尊心，也使得纽约的一些编辑感到不愉快，其中就有克利夫顿·丹尼尔。

在公布对威克的任命之前，丹尼尔甚至不知道此事，可见赖斯顿安排这些细节之迅速。但此后的两年，生活对威克来说却不那么顺利。他在丹尼尔办公室里碰到的那个场面只是自他当分社社长以来所经历的几次不愉快事件之一。到1966年春，纽约总部里一直在传闻，威克很快会被别人取代。丹尼尔是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故意的放风。不管《纽约时报》的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任何管理者的更换都必须体面地进行。不应该做出仓促的决定，因为在《纽约时报》从没有仓促地做过任何事情，似乎《纽约时报》也不会犯一种内部错误，现在又极力去纠正它。一切都必须平静地以绅士般的方式来解决，既不会有任何惹人注目的口角，也不会有公开的纠纷，因为这种纠纷会在办公室引起流言蜚语，可能会泄露给一家新闻杂志。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将是最不幸的。《纽约时报》应该去报道新闻，而不是制造新闻，特别是这样的新闻。然而，丹尼尔和他在纽约的下属编辑——这些人中有他密切的盟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不是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合适人选，应该体面地把他调到其他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