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期（东汉到西晋）（第8/16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孙氏武装中擅长骑战的将领，多与邻近乌桓、鲜卑的幽州—辽海地区有关。比如孙坚收纳的程普是“右北平土垠人”，韩当是“辽西令支人”，都擅长骑战。韩当“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孙策在江南扩张时，与程普等三骑对战祖郎军，程普“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66]。再如太史慈本是青州东莱人，早年曾避祸迁居辽东，在黄巾战乱期间，他以擅长骑射著称，往返于青州与辽东之间，后南渡江依附扬州刺史刘繇。在孙策击败刘繇之后，太史慈又转入孙策麾下效力。太史慈与孙策首次相见的战斗，就是一场典型“北方式”骑兵对战：

时（太史慈）独与一骑卒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67]

太史慈、孙策这次发生在江南的骑兵对决，水平堪与前述公孙瓒与鲜卑骑士的战斗相比。这种风气之下，东吴骑兵数量虽远远不如曹魏，但仍敢于正面对抗曹军。吴名将周瑜与曹军作战“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肋”[68]。三国中后期，吴将丁奉应接投诚的曹魏寿春守军，“与敌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69]。可见东吴将帅运用骑兵战术非常纯熟，这和东晋南朝时期的南方军队有很大区别。孙权还非常注意培养下一代将领的骑战技艺。吴将领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70]，这也使得骑战技艺能够在吴军将领中世代传承下去。

孙吴统帅不仅能在战术层面成功运用骑兵，还试图发挥骑兵的战略作用，改变与曹魏对峙的态势。孙吴和曹魏长期在长江—淮河之间进行拉锯争夺战。孙权曾计划向北推进，过淮河，占领徐州，威胁曹魏核心区河南—许昌地区。但淮北平原适合骑兵集群作战，对以步兵为主的吴军非常不利。所以吕蒙对此表示反对：“（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71]。孙权暂时接受了吕蒙的意见，但他一直未放弃攻取淮北的计划，并为此力图建立五千人规模的骑兵部队，“欲得五千骑乃可有图”[72]。但到孙权去世乃至东吴亡国，都没能建成这支骑兵。

蜀汉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和孙权家族相比，刘备等蜀汉君臣则缺乏使用骑兵的经验和主动性。除了在河北、中原转战时积累起来的少量骑兵，刘备在夺取益州后，还能从西北部的氐羌部族、南方的南中（今云南）获得骑兵和战马，但数量并不多，原因除了路途曲折外，就是氐羌是兼营农、牧业的民族，其牲畜数量虽然多于内地农耕地区，但少于草原游牧族。著名的诸葛亮《后出师表》表达了对蜀汉骑兵匮乏的忧虑：

……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73]

賨人亦称巴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蜀地北部的山区。[74]这些骑兵没能为蜀汉创立太多战功，一个原因可能是刘备等统帅并不熟悉骑兵战术。比如刘备临死时给儿子刘禅的遗诏，推荐的书目有：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75]

刘备不仅推荐刘禅读《六韬》，丞相诸葛亮甚至命人给刘禅专门抄写《六韬》一部，可见蜀汉君臣对这部兵书的重视。但如本书第二章所论，《六韬》是战国末期的产物，当时骑兵尚未能承担冲击职能，只凭射箭执行一些辅助任务。到三国时代，骑兵的战术职能已经大大拓展，甚至取得了对步兵的优势地位。刘备集团的战术思想严重落后，是蜀汉积弱的重要原因。当然，蜀汉政权能够维系数十年，也和地理形势限制了曹魏骑兵的发挥有关。秦岭和巴山天险难以逾越，山间复杂地形使骑兵难以展开，所以蜀汉灭亡四十年后，作为曾为蜀、魏两方提供骑兵效力的賨人后代，李特不禁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