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期（东汉到西晋）（第3/16页）

骑兵冲击的技术困难

东汉初年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在高速奔驰和用戟冲刺敌军时，能够依托的只有稍微高起的鞍桥，很容易从马背上跌下。吴汉与苏茂、周建作战时，曾“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22]；刘秀的另一位骑兵军官耿纯，在与王郎作战时也“堕马折肩”，一度因伤重将指挥权交予其从弟。[23]除了冲击时的危险，没有马镫的另一个麻烦是上马不便，特别当骑手穿上较重的铠甲后。还在战国末时，老将廉颇为了向赵王显示自己尚有战斗力，就表演了“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24]。东汉初，刘秀准备征讨南方五溪蛮，擅长指挥骑兵的马援主动请战，也向刘秀作了这种展示：

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25]

和廉颇时代不同的是，东汉初的骑兵负担冲击任务较多，为了保障骑手的稳定性，马鞍鞍桥已经增高了不少，[26]上马的难度更大了，一般需要他人协助才能顺利上马。刘秀与河北武装作战时曾被击败，逃命时落马，“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27]。刘秀此时尚是更始政权中的一名将领，尚未自立称帝，这里特意写“抚其肩”，应不是表达帝王式的感恩，而是只有扶着王丰肩头才容易上马，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发明马镫之故。

在东汉中期，中原长期处在承平之中，北方的鲜卑、乌桓、北匈奴和西方的羌人时有叛乱，但汉廷主要靠征发边地胡人骑兵平叛，具体战术则不得而知。有时汉廷也调发内地士兵和马匹参战，但这些士兵平时不一定受过马上战斗训练，很可能是骑马到达战区后，仍下马列队以步兵战术参战。比如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28]

这里的“积射士”是内地各郡提供的弓弩步兵，与西汉的“材官”同义，并没有骑射的战术训练，马应是为其代步之用。这种情况还可以联想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带领五千名弓箭步兵深入匈奴的战例。当时汉军战马紧缺，李陵求战心切，遂步行深入匈奴。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战马，应当也是做行军代步之用。

第二节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战术的强化

骑兵将领的涌现

东汉灵帝死后，外戚何进试图诛杀宦官，引起宫廷内战，边将董卓被招入洛阳，由此引发全面内战，经历二十余年军阀割据混战，方进入三国鼎立时期。这一过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战乱基本相似，参战各方兵种以步兵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进行冲击的战术运用更为广泛，已经取得了对步兵的技术优势。骑兵从此不再是陆战的辅助力量，职能也不再局限于战术性的侦察、袭扰和追击，而是成为和步兵一起决定陆战胜负的主力兵种。

汉末到三国的战争中，伴随骑兵成为陆战主力的是一代名将的崛起，他们特别擅长骑马冲击作战，经常冲杀在战场第一线。回首此前的战争，我们很少能找到以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而著称的将帅。因为在从战国到东汉的战争中步兵都是战斗主力，将帅的主要职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挥步兵方阵以适当的方式移动接敌，很少有机会亲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杀当中。而骑兵主要采用骑射战术，骑兵军官即使愿意亲自出击（如李广），也不会和敌军直接交手肉搏。但当骑兵冲击步兵的战术广泛采用后，将帅骑马亲自参战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因为骑兵冲锋速度快，高速奔驰的队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挥方式，[29]所以骑兵统帅只能亲自参与冲锋，以便随时指挥高速运动的部属，普通骑兵则随时观察和追随统帅的旗帜，以此实现骑兵部队的统一行动。其实，这种高速集群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高速战车同样需要统帅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进行“示范式”的指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列国的君主、统帅频频出现在战场搏杀的第一线，伤亡或者被俘的情况都不少见。六百余年之后，随着战马再次成为战场主角，这种场面又频频出现在三国战场，历史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