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腐沦为权力工具（第2/2页）

很多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在专制政体下，腐败癌症是治不好的。《官场现形记》说有人揭露浙江官场弊端，慈禧太后挑选了一位老京官去做钦差大臣。她说：“某人当差谨慎，在京苦了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捞回两个。”圣旨一下，这名京官忙向慈禧身边太监打听上头派他这个差使的真实意思，应该怎么查案。太监扑哧一声笑道：“查案有什么难办的？佛爷早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这才是明鉴万里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虽然不好办，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作‘只拉弓，不放箭’：一来不辜负佛爷栽培你的这番恩典；二来落个好名声，省得背后人家咒骂；三来你自己也落得实惠。你如今也有了岁数了，少爷又多，上头有恩典给你，还不趁此捞回两个吗？”京官听了，马上心领神会。慈禧的态度可能代表了许多统治者对反腐败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没人揭发就当不存在，并且将反腐败当成负责官员的“福利”。

“腐败福利说”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提出者是一代名臣苏绰。北周奠基者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苏绰提出要“用贪官，弃贪官”。

宇文泰好奇地问：“贪官怎么用？”苏绰说，“为君者，以臣工之忠为大。臣忠则君安，君安则国安。然无利则臣不忠”，所以要允许官员们“以权谋利，官必喜”。紧接着，问题来了，宇文泰说：“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官员们腐败所得，在法律上都是君王的财富，如果听任官员贪污挪用，那君王不就做了“冤大头”了吗？所以，在“用贪官”的同时，还要“弃贪官”。在苏绰看来，“此乃权术之密奥也”，“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

宇文泰担心，如果任命的官员都是贪污犯，导致民怨沸腾，怎么办？苏绰说：“下旨斥之可也。”君王惩治腐败分子，“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既可以让百姓知道君主的英明伟大，又可以将许多责任推到贪官的头上，让天下人知道“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

最后，苏绰总结道：“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宇文泰对此击掌叫好，和苏绰一直谈到东方露出了鱼肚白都没有发觉。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帝王也是苏绰“用贪官，弃贪官”理论的信奉者、执行者。他们把腐败当作官员福利，笼络官员，把反腐当作权力工具，收揽人心，维护皇权。

乾隆和慈禧不同，和宇文泰等绝大多数帝王也不同，他爱慕虚荣，也爱折腾。他不把腐败当作驾驭臣下的“福利”，而是掀起了一波波的反腐风暴。但乾隆始终逃不出“反腐工具论”的影响，根治不了腐败，连遏制腐败势头都做不到。折腾的结果是，人杀了不少，腐败却越来越严重，清王朝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