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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第3/25页)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分裂灭亡有无数种方式,比如战场失利溃败,君主昏庸无道,贵族脱缰失控,百姓暴动叛乱以及政府运作不良。但是保持国家统一只有一个方法:妥协。在这一点上,汉朝和罗马的统治者都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与其他诸侯达成一项协议:将他“国家领土”的2/3分别赏赐给10个诸侯,作为其统治下的半独立国家存在,从而结束内战。汉高祖深知,为了防止新的内战发生,国家需要根除这些诸侯的威胁。如果下手过快,惊动了这些诸侯的话,可能会引发帝国原本想要阻止的战争。相反,如果下手太慢,又会导致这些诸侯势力过于强大。然而,汉朝皇帝很好地把握了时机,在公元前100年利用几次突发的叛乱活动,彻底解除了来自诸侯的威胁。

和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相比,汉朝皇帝们显然要收敛得多,但他们或多或少也存在狂妄的一面。例如,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时,也有众多兵马俑随葬(数量是秦始皇兵马俑的6倍多,但是高度只有其1/3)。尽管汉朝皇帝和商周的君王一样,坚信自己是连接人间和上天的代理人,但是除了伟大的征服者汉武帝之外,汉朝其他皇帝都未曾宣称自己长生不死或君权神授。

他们小心谨慎地维持统治。皇帝们与世家大族打交道时,需要抛弃皇家信仰(尽管也可以采取比较实际的做法,即把贵族的财富与宫廷自身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如果想安抚士绅学者,就需要将皇位纳入一个理想化的儒家等级制度模型(在此也有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做法,就是把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认知程度作为入仕的考量标准,而非凭借贵族关系网络)。而在广阔的乡间,维持皇家的权威需要运用一些其他要素。在前轴心时代,皇帝曾经充当世人和祖先、神灵之间的桥梁角色,现在他们要将这种角色与更加现实的措施相结合,诸如减少赋役、缓和严酷的秦朝律法以及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种妥协带来了和平统一的局面,并逐渐将东方核心转变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东方核心的统治者们称之为中国(世界中心的“中心之国”)或者天下(普天之下,因为在他们看来,边境线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至此,人们开始认识到把东方核心看作一个独立整体的意义,并且由于近代西方人的发音错误,将“秦”(Qin)读做“China”,因此西方开始用“China”来称呼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东方核心已经开始向中华民族演变。

罗马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妥协。公元前30年,罗马内战结束,胜利者奥古斯都遣散了征召来的士兵,派遣职业军人驻守边防。和汉朝的皇帝一样,他深知强大的军队时刻威胁着他的统治。中国统治者用犯人和外国人补充军队,意图将其驱逐出主流社会;而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决定将军队安置在较近的范围内,将军队改造成核心社会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

战争成了专业人士的专利,其他人都转投和平之路。像中国一样,罗马吞并了其他的附庸国,并将贵族的财富与国家的财富紧密联系起来。皇帝们如履薄冰,步步谨慎:对待贵族阶层时表现出高不可攀的气势,处理军队问题时要扮演他们的最高统帅,与那些将统治者想象成超自然存在的民众接触时又要变得神圣庄严。他们运用一种“死后上帝”的策略来代替以往“一日上帝”的妥协办法。这种理论声称,皇帝们在死前都只不过是杰出的人类,死后方被拥入神性的怀抱。有些皇帝认为这种理论纯属无稽之谈,例如维斯帕先。他在弥留之际还与朝臣戏谑道:“我想我正在变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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