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强大的反动势力（第3/4页）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革命的思想导致拿破仑犯下篡夺王位的罪行”。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将那些所谓的“法国思想”的拥护者们消灭干净，这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听从了自己良心的召唤一样。16世纪的教皇和19世纪初的欧洲国王或首相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自己的臣民，如果谁胆敢质疑这一神圣权力，就会被视为“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却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完成得更加出色。1815年至1860年这段时间，是政治密探大显身手的时代。间谍无孔不入。他们出入王公贵族的宫殿，他们深入最下层的低级酒店。他们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他们偷听市政公园里人们的闲谈。他们监视着海关和边境，以免那些没有正常签证的人离境。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任何一本可能带有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都不允许带进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大学礼堂里，如果哪位教授说了一句反对当局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儿童身后盯梢，以防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在是教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大革命期间，教会吃尽了苦头。它的财产被没收，一些教士被杀。所以，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的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的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在理性的祭坛旁翩翩起舞，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准备复仇。

甚至耶稣会也于1814年卷土重来，继续他们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他们打击教会敌人的做法未免太过火了。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建立“行政区”，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不过它们很快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经常干预当局的内部事务。在葡萄牙伟大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博尔掌权时期，耶稣会教士们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领土。在1773年，应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废止了他们的做法。现在，他们又重操旧业，将“服从”、“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灌输给孩子们，以至于使他们在碰到诸如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类情形时，不至于发出笑声来。

即使是新教国家普鲁士，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伟大的爱国领袖，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他们如今都被贴上了“危险煽动家”的标签，成了威胁现存秩序的危险分子。他们的家被搜查，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被迫每隔一段时间向警察汇报自己的状况。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都发泄到年轻一代的身上，对他们非常苛刻。当一群学生在古老的瓦特堡，吵吵嚷嚷但无伤大雅地庆祝宗教改革300周年时，敏感的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可怕的革命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鲁莽地杀死了一个在德国执行公务的俄国间谍后，普鲁士各大学受到警察的监视，教授们未经任何形式的审讯，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就显得更加可笑了。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恢复过来，又逐渐患上了忧郁症。他十分清醒自己能力有限，也明白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成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因此，他对西方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开始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把兴趣放在君士坦丁堡，那个古老的圣城曾经是斯拉夫人的启蒙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亚历山大越发努力工作，但成绩却越来越差。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把整个俄国变成了一个军事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