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第4/8页）

公元1729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可以居住在巴黎，但是他很少享受这种待遇。他像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非常警觉，稍微有一点儿危险的迹象，马上就会逃离。他努力地工作，写出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渊博和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40岁时，他已经步入当时最为成功的文学家之列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另外一种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开明的腓特烈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期望可以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非常尊崇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在公元1750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弗吉尼亚。腓特烈一再提高给伏尔泰的款项，伏尔泰才接受了邀请。

伏尔泰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指望着这两个人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经过两年的你争我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学到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真的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却是无可指摘的，这就是他比欧洲的任何一位君主更值得一提之处。

在差不多60岁的时候，伏尔泰返回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法国法庭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词句抗辩。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光芒，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很恼火。伏尔泰痛恨和厌恶各种形式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像古罗马的政治家加图一样，总是威胁要毁灭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广大群众的懒惰与愚蠢”。这帮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童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部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部机器似乎是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顽固连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套玩意儿就成了他晚年难以摆脱的梦魇。而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梦魇，为世界提供了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给了伏尔泰很大的帮助。

第一件事发生在公元1761年。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里，居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他是个新教徒。图卢兹向来是个虔诚的城市。这里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得任用新教徒仆人。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全体居民都要用感恩和隆重的赞美盛宴来纪念杀戮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

尽管环境有种种不利，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做父亲的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告诉人们，就他自己而论，他的孩子们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卡拉斯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这个行当是不允许新教徒参加的。他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还拒绝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精神上的斗争使他得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头脑。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他独自长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述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接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然离去，偷偷溜到父亲的储藏室里，取出一根打包的绳子，在门柱上上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