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训所在 皇权本是钟摆(第2/3页)
不过,也就只差一点。
证据则在办案人员的深文周纳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本是苏轼写牡丹的,也被说成是指桑骂槐。如此办案,岂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狱?只是未能得逞而已。[15]
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16]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
[9]见(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九《读诗谳》。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月乙卯日条。
[11]见《宋史·苏轼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条,参看李焘《长编》卷四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