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月亮山(第3/4页)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做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31~32页)《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五千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六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七千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纂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代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僭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