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莱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次，我发现妈妈独自坐在汽车后座，那时我刚刚放学，而她本应出门上班。

我妈妈穿着浅蓝色的棉布裙子，脚上还穿着鞋，平时在车里她从不穿鞋，我们上车前总会把鞋脱掉。

“你怎么了？”我问，“你为什么不上班？”

“只有真话才有意义，”我妈妈说，“我觉得伊莱对我说了谎。他从来不谈论他的生活，每次我问起这方面，他都会转移话题，我看不透他。”

我妈妈通常能够看透一个人的内心，看到里面的碎玻璃和泪水满盈的瓶子。

“我能看见人身体里面的破窗户，”她说，“还有浴缸里的污渍、地毯上烟头烧的洞和他们吞下的所有止疼片。”

我妈妈说，她每过完一个生日，这种感觉都会更清晰一点。“我想起了小时候的钢琴课。”她说。

她六岁开始在一所私人音乐学校学钢琴，直到十五岁那年学校关门，然后又在家里跟着罗德里戈先生学琴，直到我们驱车离开的那一刻。

罗德里戈先生是一位来自古巴的音乐家，在维也纳和伦敦学习过，本应成为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他还引导我妈妈爱上了布鲁斯和爵士乐。

“当然，他从来没出过名，”妈妈说，“只能当个老师，因为他必须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但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为了督促学生，罗德里戈先生喜欢体罚，比如扇巴掌、打屁股和抽鞭子。每当看到他敲打节拍器，我就知道当天的晚饭没的吃了。我能从他成年的皮肤上看出他童年时代的瘀伤和骨折的痕迹。每次上钢琴课，弹完热身的那几段之后，房间里就开始飘出消毒水的味道。”

“你想念你的钢琴吗？”我问。

“是的，我也想念罗德里戈先生。他知道不管什么人，假如想学音乐，只需要听一首歌，跟着旋律摇摆就够了。”

因为能看穿一个人的皮肤和脑壳，识破表象之下的本质，所以我妈妈总是会不顾表象，和看上去不该靠近的人待在一起。

有一次，她让一个十八岁的搭车客在我们的车里待了两天。我搬到后座和妈妈一起睡，他占了我在前排的老位置。这家伙瘦得出奇，牛仔裤上的几个腰带环被一根皱巴巴的皮带捆得几乎凑到了一起，裤腰快要滑到屁股上，皮带扣是银色的，中间有一只金鹰。

年轻人手臂上青筋凸起，好像一条一条的树枝。

“你能看到他的身体里有一棵树。”我妈妈说。

他皮肤苍白，眼睛深蓝，睫毛很长，几乎跟我俩一样瘦小，来自加利福尼亚，善良有礼貌。他说自己的父母是学校老师。

他是离家出走的。当他把这个打算告诉父母时，他们笑出了声，还说，要是你走了，那就别回来。他们不相信他，以为他在开玩笑。

我妈妈叫他“别回来先生”。

“我也是离家出走的，”我妈妈告诉他，“离家出走的人需要互相照顾。”

“不过，”她补充道，“我能看出你是个从来没有梦的男孩，从来没想着躺下来睡一觉，好好做个梦，所以你的人生只活了一半，还没有体验过另一半。生命结束，死亡来临，死亡是无梦的睡眠，可你在活着的时候也不习惯做梦，因而缺乏对梦的警觉，不在意它是否出现。”

我妈妈说得对，这个离家出走的年轻人从不睡觉，总是睁着眼睛。

“你犯了一个错误，”她告诉他，“你需要休息。假如有人问我爱好什么运动的话，我会回答‘睡觉’。”

正是因为“别回来先生”，我才对我妈妈的父亲有所了解，并且知道了她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

“别回来先生”和我们一起待了两天。我们站在车外，靠在后备厢上，看着高速路上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和卡车。我妈妈剥开一个橙子，挖出甜美多汁的果肉，递给“别回来先生”。她已经认定他遭遇了人生的“海难”，而且患上了“坏血病”，急需橙子补充维生素，因为她相信一个人即使没有漂浮在海上也会遇到海难。

我嚼着口香糖，想着妈妈还会让“别回来先生”在这里逗留多久，反正我是已经准备好和他道别了。

“夫人，”年轻人问，“你为什么要和女儿住在这辆车里呢？”

我妈妈没回答。

“而且你瞧，”他站直身体，向前走了一步，指着轮胎周围高高的杂草，“这辆旧车已经很多年没开了，轮胎早就瘪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妈说，“我真的没有什么要开车去的地方，真的没有。”

“那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住在这里？”

“答案很简单。我父亲在我家的每个房间里都搁了一把苍蝇拍。”我妈妈说，“这就是我离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