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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戈尔随着汹涌的人潮向西走。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如何在对甘波的回忆和安心地躺在他钱包里的那两百英镑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他像机器人一样在汉默史密斯站换乘地铁区域线,又从滕汉姆格林站下了地铁。他半闭着眼睛走向奇西克大街,到了那里,习惯又驱使他走进一家售酒的商店。不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他买了一瓶凯歌皇牌特级香槟、半瓶白兰地和一些安古斯图拉树皮汁。那个苏格兰人店主似乎对考虑顾客的便利一事充满无情的蔑视,他用大肚子顶着柜台,挠着红胡子说:“要开派对,是不是?如果你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会比气泡酒好喝得多。”杜戈尔太累了,脑子都不转了,想不起来该怎么回答他。他抱着一个叮当作响的厚纸袋离开了商店,出门时腿磕在啤酒罐摞起来的小山上。一声具有苏格兰风味的干笑伴随他走进黑夜。
阿曼达住在大街的另一边,离河比较近的那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你就可以感受那一大片灰色了。从阿曼达家的窗户望出去,你可以看见由建筑物围起来的一个方形小水池。这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她说。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波兰房东要那么高的房租。
这是一幢半独立式的别墅,以前也曾风光过。阿曼达在二楼租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门开着,他走了进去。阿曼达不在,一股凄凉感迎面袭来。他像婴儿一样渴望尖叫:“这不公平!”可是,这个房间还是如往日一般惬意。房间很大,灯光幽暗,有如洞穴;到处都是植物——它们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蜷缩在地板上,占据了中间大部分可用的空间。房间里有一个老式的煤气取暖炉,如果你盯着它看一会儿,就能看到闪闪发光的东方宫殿,咝咝地冒着光,散着热。杜戈尔最喜欢那块很破旧的波斯地毯,踩上去舒服极了,红色的背景上是一个深蓝色的图案。
从他身后传来脚步声。他猛一转身,看见阿曼达站在门口,愠怒和美丽这两种特质同时出现在她的脸上。在他认识的人里,极少有人能像阿曼达这样,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你好,亲爱的。”他意识到说这句话时,放松的感觉如同汗水缓缓地从毛孔里渗出来,“你去哪儿了?”
“厕所。有个浑蛋在走之前又把马桶弄堵了。用一张《每日电讯报》。”
这幢房子里的其他租户,依据性别不同,要么没完没了地惹阿曼达生气,要么能引起她的兴趣。总的来说,阿曼达对女人保持沉默的敌意。偶尔她们也会抱怨阿曼达的唱机太吵,或者因为米多老夫人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战斗。那个老太太被甜丝丝且令人作呕的死亡气息纠缠了很多年,每次她把自己肥硕的橘子酱色的屁股放在浴缸里排泄时,这幢房子里的租户就会闹个天翻地覆。不过,这里的男性住户很尊重阿曼达,为了回报他们对她的赞美,她会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带他们去看医生,或者用有如心脏外科医生的临床技能帮他们从情感纠葛中解脱出来。
在杜戈尔看来,米多老夫人才是制造这起厕所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他明智地管住了自己的舌头,并用摇晃厚纸袋发出的诱人的叮当声转换话题。
等他们坐在壁炉前的那两只大垫子上时,他才透露了自己的新闻。阿曼达一边手脚麻利地调制香槟鸡尾酒,一边谈论自己今天都做了些什么。她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为出版商干活。她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常务董事。今天她读了两篇很没意思的稿子。
杜戈尔发现,她的话语如酒精般令人安心。他曾隐约担心今天五点发生的那件事会使整个世界脱离正轨——在他自己的生活里发生的地震只是一次轻微的毫无意义的震颤,而即将到来的是一次更剧烈的震动。他欣喜地发现,这种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尽管这种恐惧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
阿曼达的黑色长发在脸前晃来晃去,如同一扇防护屏。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把真相告诉了她。“甘波被人勒死了,有人给了我一个活儿,干两天,报酬是一千两百英镑。”他得把这件事告诉一个人,而且无论如何,他只想告诉她。如果她很讨厌这件事——他也不敢确定自己就不是这么想的——那么她知道得越早越好。看着阿曼达说话,他的心里有了一种确定感,尽管这种感觉没那么显而易见:他真的很喜欢她,她想怎么做都可以,哪怕要他拒绝汉伯里的提议,还要对警察说实话,唉,这是一件多么丑陋又令人尴尬的事。真奇怪,今天晚上的事竟然以这种方式得以澄清,而且几乎是具体化了。他了解了自己对阿曼达的感觉,以及多多少少,自己对死亡的态度——当然,指的是他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