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古板的纽约人会在七点吃晚饭，饭后拜访的习惯虽然受到阿切尔的圈子嘲笑，却依然盛行。年轻人从韦弗利广场街出发沿着第五大道慢慢走着，长长的大道上人烟稀少，只有雷吉·奇弗斯家（正为公爵设宴）门前停着好几辆马车，偶然一位穿着厚大衣戴着围巾的年长绅士走上褐石台阶后消失在点着煤气灯的门厅里。阿切尔穿过华盛顿广场时注意到迪拉克老先生正上门探望他的表亲达戈内特一家。拐过西十街的街角时，他又看见与他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斯基普沃思先生正要去拜访两位兰宁小姐。沿第五大道稍往北走，博福特出现在自家门前，他背着光，身影昏暗地走下台阶，坐进私家马车，驶向一个大概不宜明说的神秘地点。这晚不是歌剧之夜，也没有人举办晚会，因此博福特的外出无疑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阿切尔脑海中联想到列克星敦大街外的一所小房子，刚刚挂上缎带窗帘，还摆出了花箱，新刷漆的门前经常能看见范妮·林小姐的浅黄色马车在守候。

组成阿切尔夫人的世界的那个小而湿滑的金字塔外面，是一个地图上几乎没有任何标记的街区，里面住着艺术家、音乐家和“写作的人”。这群散兵游勇从来没有表现出想要融入社会阶层的意愿。尽管人们都说他们行事古怪，但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品格高尚，只是不喜交际。梅多拉·曼森风光时曾经开办过一个“文人沙龙”，但不久便因文人不愿参加而式微。

其他人也曾尝试过，例如在布伦科尔家中——这里住着热情健谈的母亲和三个模仿她的邋遢女儿——能认识埃德温·布思、帕蒂和威廉·温特、新任莎士比亚演员乔治·里格诺和一些杂志编辑以及音乐文学评论家。

阿切尔夫人和她的圈子对这些人感到胆怯。他们稀奇古怪、飘忽不定，生活的背景和思想中都有人们不了解的东西。文学和艺术在阿切尔的圈中深受重视，阿切尔夫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对儿女说，上流社会曾有着华盛顿·欧文、菲茨格林·哈勒克以及写下《犯罪的仙女》的诗人等人，当时的社会多么令人惬意和富有教养。那个年代最受推崇的作家都是“绅士”，或许他们的后继者也有绅士风度，但无论是出身、外表、发型，还是对舞台和歌剧的熟悉，传统的纽约标准都不适用于他们了。

“当我还是个女孩时，”阿切尔夫人总是说，“我们认识炮台区至运河街之间的每一个人，也只有我们认识的人才有马车。那时候判断一个人的身份非常容易，现在却无从辨别了，我也不想去尝试。”

只有不持道德偏见、几乎像暴发户一样漠视细微差别的老凯瑟琳·明戈特才有可能弥补这道鸿沟。但她从来没有看过书、没有赏过画，喜欢音乐也纯粹是因为这让她想起了在“意大利人”夜总会的狂欢夜晚和杜伊勒里宫里的风光日子。胆量与她匹敌的博福特也许能成功融合，但他的大宅和穿丝绸长筒袜的男仆却成了非正式社交路上的一道障碍。况且，他和明戈特老夫人一样胸无点墨，只将“写作的家伙”看作收了钱供富人消遣的人，而那些富有得足以影响他意见的人也从来没有质疑过他。

纽兰德·阿切尔自记事起便知道这些事情，也将其作为自己世界结构的一部分接受了。他知道在一些上流社会里，人们像对待公爵一样竞相追逐画家、诗人、小说家、科学家，甚至伟大的演员。他经常想，生活在大谈梅里美（他的《与不知名少女的通信录》是阿切尔爱不释手的书籍之一）、萨克雷、勃朗宁和威廉·莫里斯的氛围里会是怎么样。但在纽约，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光想想便令人不安。阿切尔认识大部分“写作的家伙”、音乐家和画家：他是在世纪俱乐部和一些渐渐冒头的音乐俱乐部、小剧院里认识他们的。他喜欢与他们在那里相处，但在布伦科尔家中却对他们感到厌烦——他们与热情懒散的女人混迹，这些女人将他们像收集来的新奇玩意一样传来传去。即使与奈德·温赛特进行了激动人心的谈论后，他在离开时也总有一种感觉：如果他的世界很小，那他们的世界也大不到哪里去，将两个世界放大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一个自然融合的相处模式。

他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他试图想象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生活过、受过苦，而且可能体会过神秘快乐的上流社会是什么样的。他记起她忍俊不禁地告诉他明戈特祖母和韦兰一家反对她生活在被“写作的人”占领的“波西米亚”[23]街区里。她家人反感的并不是那里的危险，而是那里的贫穷。但她摆脱了这种阴影，她猜，他们觉得文学会让名声受累。

她自己并不害怕文学，她会客厅中四处散布的书（人们大都认为在会客厅里放书是“放错了地方”）虽然大多是虚构小说，但保罗·布尔热、于斯曼和龚古尔兄弟这些新鲜的名字吸引了阿切尔。他反复琢磨着这些事情，走到了她门前，又一次意识到她奇妙地扭转了他的价值观，也意识到如果要帮助她解决当前的麻烦，他需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