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那天晚上杰克森先生离开后，女士们回到她们挂着印花棉布窗帘的卧室中。纽兰德·阿切尔沉思着上楼，走去自己的书房。和往常一样，机警的仆人已经生了火，剪了灯烛。房间里摆着一排排的书，壁炉架上放着铜制和钢制的“击剑者”雕像，还放着许多著名油画的照片，看起来温馨又好客。

他重重地坐进壁炉旁的扶手椅中，眼睛停在一张梅·韦兰的大幅照片上。这是年轻的姑娘刚恋爱时送给他的，现在已经取代了桌子上的其他画像。他怀着一种新的敬畏看她光滑的前额、认真的眼神和快乐天真的嘴巴，他即将要成为这个年轻可人儿的灵魂寄托。这个姑娘一无所知却又满心期待，是他从属并信任的那个社会体系的可怕产物。她像一个陌生人，借助梅·韦兰熟悉的容貌回头看着他。他再一次意识到，婚姻并不像他一直被教导的那样是一个安全的港湾，而是一次驶向未知海域的旅程。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情打乱了他早已深信不疑的信念，在他脑海中危险地盘旋。他所作的宣言“女人应该是自由的——和我们一样自由”触及了一个问题的根源，而他的圈子早已约定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无论受了何种冤屈，“好”女人永远不会索求他口中所称的自由。因此，像他这般开明的男人——当他们讨论到兴起时——更是愿意豪气地将自由赠予对方。这种口头的慷慨其实只是一种骗人的把戏，用来掩饰那些冷酷无情的条条框框，它们束缚世事，迫使人们因循守旧。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自己妻子身上，他向她施以教会和社会的呵斥也无可厚非，但此刻，他发誓要为未婚妻表姐的行为辩护。当然，这种两难的情况纯粹是一种假设。他不是一个粗鄙的波兰贵族，因此基于这个前提假设他的妻子有何种权利实在是荒谬至极。但是，纽兰德·阿切尔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他无法不感到他和梅的关系可能因一些远没有这般可怕、明显的原因而受损。既然他作为一个“正派的”男人有义务对她隐瞒过往，而她作为待字闺中的女子又有义务确保自己的过往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那他和她又如何能真正了解对方呢？假使双方因为一些细微的原因而彼此厌倦、误会，甚至激怒了对方，又该怎么办呢？他回想朋友们的婚姻——那些看起来快乐的婚姻——发现没有一个能媲美（哪怕沾一点边）他设想中和梅·韦兰那一辈子热情又温柔的情谊。他认识到，这种设想假定她见多识广、多才多艺并且富有主见，可是她却一直被精心教育得缺乏这些特质。他胆战心惊地预见自己的婚姻将和身边大多数人的一样：一方无知，另一方虚伪，两人沉闷地组成一种物质和社会利益的结合体。他忽然想到，身为丈夫的劳伦斯·莱弗茨正是这种令人艳羡的典范。作为“得体”的最高权威，他将妻子塑造成了一个完全方便他行事的人，即使在他明目张胆与别人妻子频繁勾搭时，她也依然被蒙在鼓里，微笑着说“劳伦斯真是严谨得吓人”。每当有人在她面前提到朱利叶斯·博福特（正如出身可疑的“外国人”一样）在纽约有着所谓的“另一个家”时，她总会愤怒得涨红了脸，扭转视线。

阿切尔试图安慰自己，心想他不是拉里·莱弗茨那样的混账，梅也不是可怜的格特鲁德那样的笨蛋。但这毕竟是智力上而不是标准上的区别。实际上，他们都生活在一个象形文字世界里，人们从来不说、不做甚至不想真实的事情，只以一组随意的符号加以表示。韦兰夫人清楚地知道阿切尔催促她在博福特的舞会上宣布女儿订婚的原因（她也正期望他会这么做），却又感到必须装出很不情愿和迫不得已的样子，正如处于先进文明的人开始阅读的那些有关原始人的书里所写，野人新娘尖叫着被拖出父母的帐篷。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作为这个精致神秘的体系的中心，这个女子因坦白和自信反而变得越发高深莫测。可怜的宝贝，她之所以坦白是因为没有什么需要隐藏，她之所以自信是因为没有什么需要提防。仅靠这些准备，她便将在一夜间陷入人们躲闪着称为“生活的现实”当中。

年轻人在恋爱中真诚而平静。他喜欢未婚妻明艳照人的美貌，她健康的身体、精湛的马术、运动时的优雅和敏捷，还喜欢她在他指导下逐渐对书本和思想怀有羞涩的兴趣。（她进步很快，已经能和他一起嘲笑《国王叙事诗》了，但还不足以感受《尤利西斯》和《食莲人》的美。）她直爽、忠诚、勇敢，还十分幽默（主要证据就是她会被他的笑话逗乐）。他想，在她天真敏锐的灵魂深处有一种感觉在闪闪发光，能将其唤醒会是一种快乐。但与她简单接触后，他不免沮丧而回：所有的这些坦白和天真都只是一种人工的产物。不经训练的人类本性并不是坦白、天真，而是本能的狡猾，充满了欺诈和防御。他感到自己被这种虚假的纯洁压抑，这种纯洁是母亲、姨母、祖母和早已仙逝的女祖宗们处心积虑的产物，因为这被认为是他想要的，是他有权拥有的，好让他能高傲地享受将其像雪雕一样打破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