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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修剪的胡须，倔强的三角脸，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张生动肉感的嘴，美食家的嘴。他坐得笔直，要不是他的棕色波浪状头发往后梳着的话，从侧面看他简直像个军官。带着银环的皮带更加突出了肚子的体积，也显示出了他的社会地位，贪婪，或是结婚，或是压力，或者三者加起来的结果。他看起来超过四十岁，其实只有三十七岁。身高超过一米八，肩膀宽阔。路易不壮，但很高，然而在他边上，还是显得像个高中生。

卡米尔已经在法医研究所见过他，当时他是来确认尸体的。他那张紧绷的、痛苦的脸凑近铝制的桌子。他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表示，是的，是她。于是他们便把床单裹了起来。

这天，在法医研究所，他们没有说话。当死者同时又是一个毁了六个家庭生活的连环杀人犯的时候，旁人是很难表达吊唁的。庆幸的是，这不是警察的职责。

回去的走廊上，卡米尔一直不说话。路易说：“我记得他还挺爱开玩笑的……”

的确，卡米尔想起来，第一次是路易先遇到他的，当时他们在调查特拉里厄儿子的死。

周一下午五点。警局刑事科。

路易穿着布莱奥尼西装、拉夫劳伦衬衫和福喜利鞋子，在他的办公室里。阿尔芒在他身边，袜子在鞋子上拧巴着。

卡米尔坐在一张远一点儿的椅子上，靠着墙，两只脚荡在半空中，他俯身盯着一个本子，好像这里发生的事情和他无关一样。此刻，他凭着记忆，随手画着似乎是他曾经在一张墨西哥纸币上看到的瓜达卢佩·维多利亚的肖像。

“尸体什么时候会运送过来？”

“很快，”路易回答，“非常快。”

“已经四天了……”

“是的，我知道，是有点儿久。”

客观来说，这对话中，路易简直完美。他早早学到了那种不可复制的同理心表达，这是种家族遗传，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的遗传。今天早上，卡米尔要把他画成圣马可教堂的威尼斯总督。

路易抓起他的笔记本、档案，像是想快些结束这些痛苦的程序。

“所以，托马斯·瓦瑟尔，1969年12月16日出生。”

“我想这档案上都有。”

不算挑衅，但相当强势，相当不悦。

“啊，是，是！”路易无比真诚地确认道，“我们只是要确认一切没有差错。好尽快结案，没别的。你的妹妹，就我们所知，杀了六个人，其中五个男人，一个女人。她的离世让我们没有办法重塑这些事件。总有些话要向家属交代，您一定能够理解的。更何况还有法官。”

呵呵，卡米尔想，法官，的确，他都想邀功想疯了。他迫不及待想坐到他的位置，每个人都想邀功想疯了。但这没什么光彩的，一个连环杀手自杀了，还不如一次拘捕。但从公共安全、市民放心、城市安宁和所有扯淡的角度看来，这总还是有好处的。凶手已经死了。这就像中世纪的时候大家宣布狼死了一样，大家知道这并不会改变世界，但还是让人松一口气，让人感觉有一个更高的正义保护着大家。所以现在这个更高的正义被夸大了。维达尔像是不情不愿地被推到记者面前。听他的口气，这个凶手完全被警方制伏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杀。卡米尔和路易在小酒馆的电视里看到这一幕。路易忍着不吭声，卡米尔心里暗笑。自从这一刻的荣耀之后，法官便平静了下来。他在麦克风前夸夸其谈，说现在任务还是要交由警方去结束。

所以，现在需要通知受害者家属。托马斯·瓦瑟尔理解，他点点头，但他看上去依然很焦躁。

路易看了一会儿他的档案，然后抬起头来，用左手捋了一下头发：

“所以，生日是1969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