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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手上有很多要紧事要处理，并且很难划分优先等级时，就比如今天早上，卡米尔就声称：“最紧急的是，什么都不做。”这是他一贯的“以退为进”行事方式的变形。当他在警校学习时，他把这种略过的方式称为“空中技能”。这样的话从一个一米四五的男人嘴里说出，应该会让众人嘲笑，但没有人敢冒这个险。

此刻是早晨六点，卡米尔醒来，冲了个澡，他吃了早餐，餐巾在门边，而他站着，嘟嘟湿趴在一条胳膊上。他一手挠着它的背，他俩都看向窗外。

他的目光被一个信封吸引，上面是拍卖估价人的笺头，他本想昨晚打开看的。这场拍卖会是继承他父亲遗产的最后一步。他的死并不是真的非常痛苦，卡米尔被震惊了，被触动了，然后他悲从中来，但他父亲的死不能算是一场灾难。这种伤痛只是外在的。在他父亲身上，一切都是可预测的，他的死也是。要说卡米尔为什么昨天没有打开信封，那是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标志着他整个人生关系的终点。他马上要五十岁了。而他的身边，每个人都死了，先是他的母亲，然后他的妻子，现在是他的父亲；他不会有孩子。他从没想过他会是他所有亲人中最后一个死的。这就是让他觉得心烦的，他父亲的死结清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却还没有结束。卡米尔一直在那里，形容枯槁，但一直站在那里。只是他的生命从此只属于他自己，他是唯一的持有人，也是唯一的受益人。当一个人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主角时，这并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让卡米尔觉得痛苦的，不仅仅是这个愚蠢地活下去的情结，而更是向平庸屈服。

他父亲的公寓已经出售了。只剩下了十几幅莫德的油画，范霍文先生一直保留着它们。

更别说那工作室。卡米尔不能过去，这是所有痛苦的交会点，他的母亲，伊琳娜……不，他做不到，他做不到走上那四层台阶，推开门，进去，不，永不。

至于那些画，他鼓足了勇气。他联系了一位他母亲的朋友，他们一起把这些画整理了起来；他同意做一份作品清单。拍卖将于十月七日举行，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打开信封，看见了作品列表、地点、时间，整个晚会的节目都在向莫德的作品致敬，还有一些见证和场面上的讲话。

起初，关于一幅画都不保留，他编了一个好故事，想了一套好理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他把他母亲的画全都拍卖，是为了向她致敬。“甚至是我，为了看她的画，我也得去美术馆。”他用一种满足中带着严肃的口吻解释说。当然，这是个蠢话。真相是，他无以复加地热爱着他的母亲，自从他独身以来，他一直感到自己被暴露在他这种模糊不清的爱中，崇敬中夹杂着仇恨，苦涩中夹杂着埋怨。这种打上了敌意的爱意是他与生俱来的，如今，为了能够平和地生活下去，他必须让自己脱离这一切。绘画是他母亲最重要的事业，她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绘画，连同她自己的生命，她也一并奉献了卡米尔的。不是整个的，但她所献上的那部分已经变成了她儿子的命运。好像她生孩子的时候没有真正想过这将是一个人。卡米尔不是在摆脱身上的枷锁，他只是在减轻自身的重量。

十八幅油画，主要覆盖了莫德·范霍文的最后十几年，即将全部出售。全部都是纯抽象作品。在一些作品面前，卡米尔感觉好像是站在马克·罗斯科的作品面前，可以说，那色彩颤动着，跳跃着，感觉这些画是有生命的。有两幅已经被预先购买了，它们会被直接送去美术馆，这是两幅极度细腻的画，像在嘶吼一种痛苦，这是她在癌症末期画的，也是她艺术的巅峰。卡米尔可能会保存的，是一幅她三十岁左右画的自画像。那是一张布满忧愁却稚嫩的脸，甚至还有些严肃。画里的人似乎和你毫不相干，这种姿势里有一种存在的缺席感；这是一种女人和童真的精妙结合，就像我们可以在那些曾经年少而渴望温柔，如今却被酒精蚕食的女人的脸上读到的那样。伊琳娜非常喜欢这幅画。有一天她为卡米尔把它拍了下来，打印出的照片尺寸10cm×13cm，一直都在卡米尔的办公室里，和放铅笔的透明玻璃罐儿在一块，那罐子也是伊琳娜送给卡米尔的，总是她，除此之外，卡米尔再无其他真正私人的物品出现在他的办公环境里。阿尔芒总是用一种带着爱慕的眼神看这张照片，这是唯一一张他能理解的莫德·范霍文的油画，因为它足够具象。卡米尔答应过以后给他一张复印品，但他从没做到。但这张油画，他也把它加入了拍卖的列表。或许当他母亲的画全都遣散之后，他能重新找到内心的平静，或许当他卖出最后一幅画时能最终感到蒙福特工作室，与他再无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