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

天方飞毯

我一生最最难忘的中学时代，几乎全在四川度过。记忆里，那峰连岭接的山国，北有剑阁的拉链锁头，东有巫峡的钥匙留孔，把我围绕在一个大盆地里，不管战争在外面有多狞恶，里面却像母亲的子宫一样安全。

抗战的岁月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却阻挡不了一个中学生好奇的想象。北极拉布兰族有一首歌说：“男孩的意向是风的意向，少年的神往是悠长的神往。”山国的外面是战争，战争的外面呢，又是什么？广阔而多彩的世界等在外面，该值得我去阅历，甚至探险的吧？那时电视在西方也才刚开始，而在四川，不要说电视了，连电影一年也看不到几回，至于收音机，也不普及。于是我瞭望外面世界的两扇窗口，只剩下英文课和外国地理。英文读累了，我便对着亚光舆地社出版的世界地图，放纵少年悠长的神往。

半世纪后，周游过三十几个国家，再贵的世界大地图册也买得起了，回头再去看当年的那本世界地图，该不会大惊小怪了。可是当年我对着那本宝图心醉而神驰，百看不厌，觉得精美极了，比什么美景都更动人。

要初识一个异国，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邮票、钞票、地图了。邮票与钞票都印刷精美，色彩悦目，告诉你该国有什么特色，但是得靠通信或旅游才能得到。而地图则到处都有，虽然色彩不那么鲜艳，物象不那么具体，却能用近乎抽象的符号来标示一国的自然与人工，告诉你许多现况，至于该国的景色和民情，则要靠你的想象去捕捉。符号愈抽象，则想象的天地愈广阔。地图的功用虽在知性，却最能激发想象的感性。难怪我从小就喜欢对图遐想。

亚光版那本世界地图，在抗战时期绝不便宜，我这乡下的中学生怎会拥有一册，现在却记不得了。只记得它是我当时最美丽最珍贵的家当，经常带在身边的动产。周末从寄宿的学校走十里的山路回家，到了嘉陵江边，总爱坐在浅黄而柔软的沙岸，在喧嚣却又寂寞的江流声中，展图神游。四川虽云天府之国，却与海神无缘，最近的海岸也在千里以外。所以当时我展图纵目，最神往的是海岸曲折，尤其多岛的国家，少年的远志简直可以饮洋解渴，嚼岛充饥。我望着滔滔南去的江水，不知道何年何月滚滚的浪头能带我出峡、出海，把掌中这地图还原为异国异乡。

我迷上了地理，尤其是地图，而画地图的功课简直成了赏心乐事。不久我便成为班上公认的“地图精”，有同学交不出地图作业，就来求救于我。尤其有两三个女生，虽然事先打好方格，对准原图，临帖一般左顾右盼地一路描下去，到头来山东半岛，咦，居然会高于辽东半岛。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于是我只好愚公移山，出手来重造神州了。“地图精”之名传开之后，连地理老师对我也存了几分戒心。有位老师绰号叫“中东路、昂昂溪”，背着学生在黑板上偶尔画一幅地图要说明什么，就会回过头来匆匆扫我一眼，看我有什么反应。同学们就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则竭力装得若无其事。

初三那年，一个冬日的下午，校园里来了个卖旧书刊的小贩，就着柑橘树下，摊开了一地货品。这在巴县悦来场那样的穷乡，也算是稀罕的了。同学们把他团团围住，有的买《聊斋志异》、《七侠五义》、《包公案》或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婉容词》。欢喜新文学的则掏钱买什么《蚀》、《子夜》、《激流》之类，或是中译本的帝俄小说。那天我没有买书，却被一张对折的地图所吸引——一张古色斑斓的土耳其地图。土黄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柔蓝的黑海和地中海，加上和希腊纠缠的群岛，吸住了我逡巡的目光。生平第一次，我用微薄的零用钱买下了第一幅单张的地图，美感的诱惑多于知性的追求。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罢了，甚至不知道伊斯坦布尔就是君士坦丁堡，当然也还未闻特洛伊的故事，更不会料到四十年后，自己会从英译本转译出《土耳其现代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