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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18日

两年来第一次和莫里斯在一块儿吃午饭——我打了电话请他见我。我坐的公共汽车在斯托克韦尔塞了车，结果我迟到了十分钟。有一会儿，我又有了往日里总会有的那种害怕的感觉，害怕会出点什么事情，把这一天给弄糟，害怕他会对我发火。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自己先发火的欲望。发火的习性似乎同我身上许多其他的东西一样，已经死去了。我想见到他，问问他亨利的事情。亨利近来表现反常。他同莫里斯一块儿外出去酒馆喝酒，这事很奇怪。他平常只在家中或者自己加入的俱乐部里喝酒。我想他或许和莫里斯谈过。如果他是在为我而担心，那可真怪了。自打我们结婚以来，再也没有什么比现在更不用担心的时候了。不过我同莫里斯待在一起时，同他待在一起的理由似乎就是要同他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别的理由。而对于同亨利待在一起的理由我却始终也没能搞清楚。他不时地试图让我感到难受，并且他成功了，因为他是在让自己难受，而我看着他让自己难受就会真的受不了。

我和莫里斯吃午饭，是不是破坏了自己当时发下的那个誓言呢？一年前我会这么想，但现在不会。那时候我很刻板，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因为我对爱情没有信心。我们在鲁尔斯吃了午饭。只要同他在一起，我就感到高兴。只有一小会儿我不高兴。在那个阴沟盖上道别时，我觉得他想再吻我。我渴望他的吻，但当时我突然咳嗽起来，结果时机就过去了。我知道，他走开时心里一定在想着种种不真实的东西，并因为这些东西而感到难受，而我则因为他感到难受了，自己也很难受。

我想背着人哭一场，于是便去了国家美术馆，但那天是一周里向学生开放的日子——人太多，所以我又回到了仕女巷，走进那座光线总是太暗，让你看不清邻座的教堂。我在里面坐下来。教堂里除了我和一个走进来在后面一排长椅上默默祷告的小个子男人外空空荡荡。我记得头一回进这种教堂时，自己曾经多么地讨厌它。我没有祷告。我已经因为祷告太多次而吃够苦头了。我像对父亲——如果我能记得自己有过父亲的话——说话那样对天主说道：亲爱的主啊，我累了。

1946年2月3日

今天看到了莫里斯，但他没看见我。他正在去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的路上，我跟在他身后。我已经在雪松路上花了一小时——冗长乏味的一小时——试图听懂可怜的理查德所说的那些道理，但从中得到的却是一种信仰颠倒的感觉。难道有谁能对一个传说如此当真，并为它而如此争论不休吗？当我真的听懂什么的时候，那东西总是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事实，而在我看来，那个事实又几乎总是无助于证明他有道理，比如说像表明基督确有其人的证据之类。我疲惫而又绝望地从他那里走出来。我上他那儿去，为的是想请他帮我摆脱一种迷信，但每次我去时，他的狂热都使我的迷信更加根深蒂固。我在帮助他，但他并没在帮助我。或许也可能他是在帮助我？有一个小时的光景，我几乎没去想莫里斯，可是后来他突然出现了，正在街尽头的地方过马路。

我一路尾随着他，不让他离开视线。我们一起去过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这么多次，我知道他会去哪个吧台，要点什么。我在想：我是不是该跟在他身后进去，自己要一份东西，看着他转过身来，然后等待着一切重新开始呢？那样一来，早晨就会充满希望，因为亨利一走，我就可以给他打电话；而傍晚也堪可期待，如果亨利提前告诉我说他要晚点回家的话。而且现在我可能会离开亨利。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我没有钱能带给莫里斯，而他写书所挣的钱除了养活他自己外也剩不下多少，但是有我的帮助，光是打打字，我们一年也该能攒下个五十镑来。我不怕穷。有时候量入为出比胡乱开支、自作自受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