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

很多人引过格雷厄姆·格林[1]的说法，写作者的前二十年涵盖了其全部经验，余下的岁月则是在观察。他认为写作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观察世界，一生只有一次。而其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人们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其私人世界。

我曾在领北方朋友立场毛重游我的儿时故地时，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他看着半拆半建的老城区，认为我们之间的区别或许在于经验和知识的获取顺序上。对我而言，确实是经验在前，知识在后的。

八九十年代，人们从弄堂搬进单元楼，逼仄的螺旋式空间变为敞亮的两室一厅，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居住更新体验。然而很快地，人们又匆忙搬出单元楼，去往更高的公寓，更大的户型。于是小区成了老小区，工人新村成了旧新村，留下来的，多是老人、穷人，以及外来务工的新居民，这构成了旧型社区在新世纪的钢筋水泥，也恰好代表着三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衰败的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他们共生于一处，以迟缓的脚步追赶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吞吐着代际内部的消化不良，接受一轮一轮的改造，也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淘汰，这使得旧社区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时代感更加五味杂陈——它属于历史与空间的纠缠，既是连贯的，也是破碎的。它看似沉睡的躯壳里不停歇地涌动着复杂的事件、关系和情绪，而这些无不是基于老子、儿子、房子、票子，基于遍地皆是的生老病死。

我的经验，就在这些老社区里。

我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来之后，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它来自小城市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它的容量是庞大的，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我希望给予它一种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大约就是沈从文告给汪曾祺的“贴着写”。

最初是写一对在马路口给人补衣服修伞的老夫妻，打赌房子不会拆迁的故事（《预言》）。接着写一个小区看门人（《小官》），是当作平民英雄来写的。过了几年发现，去看这个空间内群体生活的凋敝，远比追溯往日的荣光和真善更要紧，便决意再写看门人的故事（《小官的故事》），偷吃狗肉，被年轻人打，去美容店，这时“街道英雄”的反英雄元素已经显现了。此后接连写了二十来个“街道英雄”，有人，有动物，清一色都叫“××的故事”。

比如棋牌室常客（《麻将的故事》），彩票店玩家，比如卖水果（《水果摊故事》），卖菜的（《老菜皮》），做早点的（《阿祥早点铺》），开杂货店的，五金铺的（《阿金的故事》），剃头店的。比如跳广场舞的，协管社区杂务的（《美芬的故事》）。他们大多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工人，离开了单位制的依附，努力营生或浑浑度日。所谓“男保女超”，男的当保安，女的打超市零工，说的就是这一批老居民的生存状况。

再如环卫工人，送牛奶工（《光明的故事》），以及老知青（《春光的故事》），是熟人空间里操持别种语言的特殊角色，他们所拥有的地域文化和气质，比如吃苦耐劳或孤高自傲，不时与外部环境产生互动，有些融入其中，有些仍在适应，但确已归属于本地空间内了。新旧、出入之间的变化关系，十分有趣。

当然我最感兴趣的仍是老年人群体。一来老年人同小孩似的，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创造性和可能性，二来这也是老龄化社会必将面临的问题。比如务农的老人无处可劳作（《百步一座桥》），扎堆闲聊的和疲于奔命的两厢对比（《老马的故事》），捡垃圾成瘾（《阿明的故事》），病痛中的忏悔与冒险（《偷桃换李记》），等等。其中涉及到的养老、代际和历史包袱，无不出自皱纹和拐杖之中，并催生出另一类有关动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