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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修东西的时候嘴巴闭牢,我就在旁边看着。也有别的人,比如送报纸的、卖菜的,和一些空消消的老头。大家坐着,倚着,望着房间里满天满地的老古董,便聊起由它们所唤醒的上世纪的日子。

送报纸的说,电熨斗实际上都是余姚出的,但是为了卖得出去,贴的都是上海电器厂的标牌。他补了一句,春光,对吗。

另一个说,西湖牌电视,凤凰牌相机,水仙牌洗衣机,侬不晓得,也有大兴的情况。

好总归是洋牌子好,我还是觉得日本的物什顶好。又有人说。

哎呀,三大件啊三大件,现在没一件值铜钿啦。送报纸的又感叹起来。

春光不说话。等他修完了,烧一壶开水,往搪瓷杯里灌满一杯,他就要讲起来了。春光一开口是收不住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有时惜字如金,有时什么都能讲。比方说他讲到老电器,就要讲各地的工厂,讲各厂技术工人的水平,再讲到电器行还是上海的顶大顶正宗,他就停不下来了。讲到最后,春光话锋一转,对我说,小旁友,侬去了上海,就不要回来啦。

人家就笑,春光春光,真不要面孔,叫人家不要回来,为啥侬自家不回上海去。春光不响。

二〇〇几年的时候,政策上讲,上海知青的户口能迁回去了,有退休工资,养老和医保也跟得上,一大群人心满意足地回了故乡。也有一小群人不肯走,留下来了。譬如鲍阿姨在此地做了人家,传了三代,眼见四代要出来了,就不再回去。

春光不回去算啥道理。有人问。

春光的说法是,迁回去同几个阿姊抢房子,这种事体我不欢喜的。

每年春节,春光还是要回去一趟。但凡见不到春光在租碟屋门口修东西,小花园的山茶树包得严严实实,必定晓得那几日春光回上海过年了。他的行李很少,别人都是大包小包挤火车,他就提那只黑牛皮的手提包,像出趟短途差,一声不响地走了。

过几天春光就回来了,也不带回什么,仍是一只小小的手提包,立着雪白雪白的衬衫领子回来了。

人家问他,侬黄浦区的老房子啥辰光拆啦。

春光摆摆手,同我不搭界。

春光的上海口音一辈子没改过,可是春光从没想过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