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最清楚的客人,是一名叫作爱丽丝的外国女人。

有一天,店里接到了一封英文传真,我把它翻译给妈妈听:

“九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晚,订一间单人间,带早餐。傍晚五点左右,乘出租车到达。”

那个女人头戴一顶装饰着大蝴蝶结的宽檐帽,提着一个行李箱,准时抵达。

“您大老远光临敝店,欢迎欢迎!我们给您准备了最好的房间,快快请进。”

外国客人很少见,妈妈也一反常态地笑容可掬起来。

“我对外语一窍不通,但是我女儿多少懂一点,有什么事,请吩咐这孩子。”

不知道女人听懂了妈妈说的话没有,她把帽子摘下,捋了捋栗色的发丝,嘴角浮出一个温暖的微笑。她四肢纤细瘦长,身着一件素朴的连衣裙。

这时,我们三人之间的空气突然微微作响,凹凸不平,变得粗糙起来。倒不至于令人痛苦,但也不能让人忽视。她是个盲人。

“我非常期待住在和自己名字一样的旅馆里,能不能把整个建筑物的房间配置和房间里的摆设向我说明一下呢?这样的话,以后我就能一个人行动了。我可以一个人做任何事。”

女人说道,发音清晰易懂。

“好的,那是当然。”

我回答。妈妈用胳膊肘顶我,我就挑了些重要的话翻译给女人。妈妈把胳膊肘支在前台上,仰着头打量女人的脸,刚才可掬的笑容已经完全消失。她皱着眉头,食指按住了太阳穴,然后拿出了一把钥匙。那并不是最好的房间,而是一个风景差、不通风、热水不畅而且最窄小的屋子。

我把行李箱提上楼之后,女人很客气地向我道谢。我想告诉她:“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尽管来找我。”但是,拙劣的英语水平实在无法表达。我握住她拿帽子的手,引领着走到墙上的挂钩边。在暗淡的房间里,帽子的蝴蝶结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装饰。

我没找到走出房间的时机,在帽子跟前伫立了一会儿。她的瞳孔是淡蓝色的,很美,美得不像是人类应该有的眼球。

“为什么不让她住301号房呢?空房间那么多。”

我朝妈妈发牢骚。

“真够傻的,你。她眼睛又看不见,从窗户能不能看到大海有什么关系呢?”

妈妈压低声音答道,那意思仿佛就是“她能听见,得小点声”。

爱丽丝小姐的探险足迹遍布旅馆的各个角落。她一会儿数台阶,一会儿迈着步子测量走廊长度,还专门确认了食堂入口的位置。她的手指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电灯开关、落满尘埃的画框、门框合页、窗帘和窗帘扣、门把手上的划痕、翘起的壁纸。她把我们早已忘到脑后的东西一个个拾起,用手掌温热、抚摸,宛如彩虹女神的替身,关爱着这个地方。

真正爱着爱丽丝旅馆的,只有她一个。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激过妈妈为我盘发。

那天,我和翻译家约好一起吃午餐。预约的是一家我从未去过的、镇上最高级的餐厅。

托妈妈的福,我不必担心自己的发型。其实还想绑一个蝴蝶结来着,但是肯定会被妈妈怀疑的。毕竟我是去见那个“老太太”,没必要打扮得那么漂亮,终于也就没有说出口。

我挑了一身黄色的小碎花连衣裙。虽然早已过时,但也没办法,谁让我只有这么一件能见客的衣服。廉价的手包幼稚得不行,草帽也早已掉色。只有鞋子是真皮的——那是某个客人落在旅馆里的,她填在住宿登记本里的地址是假的,联系不上,妈妈就让我穿了——除了有点挤脚以外,没什么可挑剔的。

我悄悄打开妈妈的梳妆台,梳妆台里散落着四五支用了一半的口红。每支的颜色都很艳,但是浅浅抹一层应该没问题,于是我拿出一支。口红前端已经凹了进去,留有妈妈的唇印。我尝试着把自己的嘴挨到上面,闻到了一股神秘的气味,不由得心跳加速。那个大婶,她偷东西的时候是否也像我现在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