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受出版商和作者之邀，为蒙特·菲尔德谋杀案这部小说写一个简短的序言。不过我必须声明：我既非作家，也非犯罪学家，因此让我就犯罪技巧和犯罪小说来写权威性的评论，显然勉为其难。这个非同凡响的故事也许源于过去十年来最神秘的犯罪事件……倘若不是我，《罗马帽子之谜》就不会与读者见面，故由我来介绍此书，也算是合情合理。此书虽因我而得以面世，但我与它的关系也仅此而已吧。

去年冬天，我远离了纽约的尘嚣，前往欧洲旅游。我漫无目的地四处游历，就像小说家康拉德[1]追求他年轻时的梦想一样，足迹遍布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只不过我是为了排忧解闷罢了。——八月的一天，我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山村。我如何去到那儿，以及山村的位置和名字都无关紧要；承诺就是承诺，即使是股票经纪人做出的承诺。我依

稀记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峰峦起伏的山岭边缘，我已两年未曾谋面的两个老朋友便住在那儿。他们从纽约车水马龙的街区来这里享受意大利乡间特有的静谧——呃，也许我凡事都心存好奇，渴望知道他们是否后悔迁居至此，所以我决定打扰他们的隐居生活。

老理查德·奎因（他的思维比以前更敏锐，头发也更花白）和他的儿子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当年就交情甚笃，又或许意大利弥漫着葡萄酒香的空气让曼哈顿那尘封的记忆又历历在目了。无论如何，他们见到我时异常高兴。埃勒里已娶了位明艳动人的妻子，并已为人父。他们的孩子与老理查德酷似，令埃勒里吃惊不已；埃勒里·奎因太太名如其人，非常优雅。即使是朱纳也不再是个淘气鬼，和我寒暄时流露出了思乡之情。

尽管埃勒里竭力让我忘记纽约，尽量沉下心来欣赏当地的极致美景，但我在他们的小别墅还没住几天，便产生了一丝邪念，开始对可怜的埃勒里苦苦相求，死乞白赖想获得他的手稿。我这人没有其他的美德，但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方面倒可谓闻名遐迩。所以在我离开之前，埃勒里迫于无奈，终于妥协。他领我到书房，锁好门，打开一个陈旧的钢制文件柜。他磨磨蹭蹭地找了半天，才掏出也许原本就触手可及的东西。这是一沓退色的手稿，用蓝色的法律公文纸书写，以埃勒里特有的习惯装订。

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希望在离开他挚爱的意大利海滨时，把手稿塞进旅行箱带走，而他则坚持要把这沓引起争论的东西藏进文件柜。老理查德正伏案为一家德国杂志撰写关于“美国犯罪与侦探手段”的论文，这时也被拽过来调停。眼看埃勒里就要挥以老拳来结束争吵，他妻子急忙抓住他的胳膊；朱纳面色凝重地咂咂嘴，对我们的行为表示不满；甚至小埃勒里也从嘴里抽出胖乎乎的小手，并且伸得老长，咿咿呀呀地大发评论。

结果就是，《罗马帽子之谜》随我回美国。不过也并非没有条件——埃勒里是个怪人。我被迫以我最珍爱的一切赌咒：我朋友的身份，以及故事所涉及的重要的人物必须用化名，并且他们的名字永远都不能公之于众，违者天诛地灭。正因如此，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读者知晓了。

所以，“理查德·奎因”和“埃勒里·奎因”并非这两位先生的真名实姓。这是埃勒里亲自做的选择；我要补充的是，他的目的是迷惑读者，你们是不会从显而易见的线索——比方说变位词[2]——中间找出真相的。

《罗马帽子之谜》根据纽约市警局档案的真实纪录改编而成。埃勒里和他父亲一如既往地并肩侦办此案。埃勒里当时是个颇有名气的侦探小说作家。他坚信这样一句格言：事实往往比虚构更离奇。正因如此，他往往将有趣的调查记录下来，为撰写谋杀故事提供素材。帽子事件让他如此着迷，他为此做了异常详尽的笔记，以待日后出版。但是他紧接着便投身另一案件，使他无暇顾及此事；等到最后一个案子成功告破时，他那当警官的父亲已功成名就，萌生了退意，于是他们举家迁至意大利。埃勒里原本意欲在文学创作上“扬名立万”，但在那次案件中找到了心上人，而意大利听起来充满诗情画意；他带着父亲的祝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于是一行三人，偕同朱纳，动身去了欧洲的新家。手稿早被抛之脑后，直至我挽救了它。在我结束这篇不尽如人意的序言之前，尚有一点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