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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跟她说我的书里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告诉她这本书什么时候上架。我甚至没有告诉她关于我未婚夫彼得罗的情况，还有我们过两年就结婚的打算。她的生活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现实，我彻底让我回归自己——到底是哪个自我？那本书稿有一百三十九页，加厚的纸张，我写在笔记本上的字现在被印成了铅字，这让我觉得新奇和陌生。

我一连几个小时都在重读和修订这本书。外面天气很冷，寒风从门缝、窗缝里钻了进来。我坐在厨房的桌子前，詹尼和埃莉莎也在那张桌子前学习。我母亲在我们周围忙碌，让我吃惊的是，她的动作小心翼翼，生怕搅扰了我们。

很快，我又去了米兰。这一次我去米兰，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出租车。那个秃顶编辑忙碌了一天，一直在做最后的修订。他最后对我说：“我给您叫一辆出租车。”我没法拒绝。我坐火车从米兰到了比萨，在比萨火车站，我看了看四周想：“为什么不呢，我要当一回阔太太。”我回到那不勒斯，到了加里波第广场时，我又动了这个念头。我觉得坐着出租车，舒服地坐在汽车后座上，到达我们的城区，到达我家的大门前，一个专用的司机，他会下来给我开车门，那真是很有面子。但后来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我身上应该有某种东西让我与众不同，我跟艾达打招呼，她正推着女儿在外面散步，她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了过去，但后来她停了下来，向后退了几步，对我说：“你看起来真精神，我都没认出你来，你变成另一个人了。”

我当时很高兴，但我很快就觉得难过了。成为另一个人有什么好处？我要做之前的自己，受到莉拉、院子、失去的布娃娃、堂·阿奇勒还有一切的牵制，那是唯一可以让我真正感受到发生的事情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很难抵御那种变化，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变化要比在比萨上大学那些年的变化还要大。在春天的时候，那本书出版了，要比我的大学毕业更加重要，它赋予了我一个新身份。我把一本新书展示给我母亲、我父亲，还有我的弟弟妹妹看，他们默默地看了一下，但没人翻阅里面的内容。他们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微笑，就像警察局的人面对着一张假文件。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姓氏。”但他说这个时，并没带着很满意的语气，就好像忽然间他不是为我感到自豪，好像是发现我从他口袋里偷了钱。

过了几天时间，出现了最初的一些评论。我很不安地翻阅着这些评论，任何轻微的批评都让我很受伤。我大声地给我的家人读那些溢美之词，我父亲脸色明朗起来。埃莉莎开玩笑说：“你应该签莱农这个名字，埃莱娜难听死了。”

那些天，我母亲急忙买了一本影集，并且开始在报纸上搜集那些关于我的文章。有一天早上，她问我：

“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她知道我男朋友的名字，但她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要先从这里说起。

“彼得罗·艾罗塔。”

“所以，你将来也会姓艾罗塔。”

“是的。”

“假如你将来再写一本书，封面上会写着艾罗塔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埃莱娜·格雷科这个名字。”

“我也喜欢。”她说。

但她从来都没看过我的书，我父亲也没读过，我的弟弟妹妹——佩佩、詹尼和埃莉莎都没有读过，刚开始，整个城区没有人看我写的书。有一天来了一个摄影师，他让我在小公园里待了两个小时，沿着大路，然后到了隧道口，他不停地给我拍照片。最后这些照片中的一张出现在《晨报》上，我想着可能会有人在路上拦着我，或出于好奇会读我写的东西，但是没有人看，包括阿方索、艾达、卡门、吉耀拉和米凯莱·索拉拉，米凯莱并不像他的哥哥马尔切洛那样什么书都不看。没人对我说：“你的书很好”，或者说“你的书很烂”。他们只是很热情地跟我打个招呼就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