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珍贵的稿酬

《鱼王》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步履维艰。一些难以预料的事件迫使我很长时间搁笔。作品的旋律在我心中开始减弱，再想重新恢复它，确切地说是再要复活作品的“音调”或者节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天才们能够得心应手，而我口拙才疏，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书里出现了许多疏漏、败笔、不完整的片段。从死一般的音调里又能够弹奏出什么美妙的音符呢？

《鱼王》的问世更为困难。当第一部在杂志上刊载时，整个一章，许多行，大段小段的文字消失了。第二部更加复杂了。那时由于创作和校对手稿过于劳累，我病倒了住进医院。但即使在医院里我也没有逃脱掉这倒霉“鱼王”的纠缠。不停地打来电话，和我“协调”要删去的内容，要求我“补写”一些段落，以便补救删减后出现的缺漏，弥合和掩盖一下斧凿之痕。有一次，到了半夜两点钟我还在通过电话“创作”那些应该补写的段落，我心里明白，这种电话急就篇是不成的。可杂志编辑部里工作的都是我善良的朋友和同志，他们都是为了我“好”，除此之外，他们人人都有家室，有住房困难和家庭不睦之类的事情，假若他们把某一期杂志弄砸了，不能顺利出刊，他们会丧失一切福利，有人还可能因此丢掉饭碗。

我曾一度在市报社里工作过，练就了一套口授官样文章社论和千篇一律报道的本事，我口授的内容可以直接打字。我通过电话口授的《鱼王》片段也是官方腔调，夸夸其谈，后来评论家们出自对我的怜悯，把这些货色统称为政论作品。口授结束后，我坐在椅子上，禁不住哭了起来——这和紧张的工作、病痛的折磨、药物的作用都有关系。于是值夜班的护士，一位天真的姑娘，抓起了电话，向杂志社的秘书生气地喊叫：“你们真不知羞耻！在我们这里住院的都是重要人物，教导员、科室负责人、养禽场场长，谁也不敢在深更半夜打搅他们，破坏作息制度。可是你们呢？你们……强迫人家作大报告。这简直是惨无人道！这……”

我夺下了她手中的话筒，和她一起喝了我们的“白兰地”——掺有镇静剂的缬草酊。我吻了这位可爱姑娘的面颊，挥了挥手和她告别，一瘸一拐地走回了病房。

书籍恰似婴儿。每一部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命该如此，毫无办法。也许是需要，也许就应该如此？我不知道。

忽然之间《鱼王》获得了“反响”——这是品德高尚的出版界流行的术语。忽然之间报刊上又围绕《鱼王》掀起了热烈讨论，小说进入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日常生活。

不过，我的痛楚、气愤、内心的创伤和委屈并没有随之消失——我不喜欢《鱼王》。我努力强迫自己耐着性子校对《鱼王》一书再版的大样。本来应该重新拿起原来的作品，恢复一些章节，加工润饰全书，使文字通顺流畅些，可我不能够驱使自己进行这项工作，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精力。我的写字台上摆放着很多很多赞扬的信，有些信热情洋溢，充满激越的感情。大量刊载评论和争论文章的报纸和杂志也都堆放在书桌上。我精神产品的第一位鉴赏者是我的妻子，谈起《鱼王》时她说：“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理解。也许我并不愿意去理解。

正是这部书，有一次却给我带来了绝无仅有的欢乐和最令人感动的稿酬。

1980年我从沃洛格达迁回家乡，居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郊格列麦契山上的科学城。离家一百公尺远的地方就是悬崖峭壁。峭壁的垂直面上过去砍凿出一条路。孩提时我曾多次沿这条路从农村进城去，然后再原路从城里返回。

登上悬崖，鸟瞰山下，会吓得喘不出气来。绝崖壁立，真是太险要了。叶尼塞河就在崖下蜿蜒。我们家的对面是拉列吉娜石滩，有两个浮标作为标记。叶尼塞河对岸还流淌着一条小河，叫拉列吉娜小河。再极目远眺，只见群山环耸、崖壁参差，它们离奇又多姿，还有引人瞩目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