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寒风阵阵的早晨（车上的电台告诉我，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20年来的最低温），我前往哈特福德医院。我约见了医院的档案保管员，他当时为一次会议做准备，要收集外祖父那套神经外科手术的工具。他在储藏室里找到了这些工具，将它们装在纸箱里，带到了一间会议室，放到了桌上。我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拿了出来。

有一件曲柄，看起来像是矫正牙齿的器具，并且可以由蝶形螺钉调整角度。

有一些斯科维尔回形针，它们是由一种名为奥氏体的合金制成的，作用是夹住动脉瘤。

有几把奇形怪状的剪刀，当神经外科医生要切断某些血管或是薄膜时，它们可以用来处理那些复杂的角度。

有一些镰刀型的工具，可能是外祖父手工制成的，还有一些长而尖的工具，有点像钻子。

有几把环锯，用它们那粗糙的齿形边缘在骨头上钻洞。

所有这些都有很多年没有被动过，很多工具上面都沾有一些红色的锈迹。

在箱子底部，我找到了一副奇怪的眼镜。眼镜看起来像是50年代那种角质镜框的样子，然而在普通镜片上，还装着一对放大镜的镜片，即手术用的放大镜。我想到，戴这副眼镜的最后一个人是我外祖父。于是我也戴上试试。

这副眼镜对我来说太小，眼镜脚紧紧地夹着我的头。当我第一次戴它的时候，我的目光自然就穿过了主镜片，主镜片似乎只是平面镜，并没有曲率。然后我眼球向上，透过放大镜去看。我花了好一会儿才适应。我把自己的手举到面前，大概一二英尺远，手看起来就像粉红色的一团，好似不戴潜水镜看着水底下的贝壳。我把手靠近了一点，大概18英寸远，我的手开始达到了可以辨认的形状。1英尺是最佳距离，在这个距离下，我的手看上去巨大，但又极其细长。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看到一颗小斑点，然后我慢慢地看着我皮肤的奇怪表面。透过放大镜，我发现我的视野被放大了，但是变得极其狭窄。我能看清每一根手指的边缘，但其他一切都变得很模糊。

我造访这家医院是在很久以前，那时是我第一次去哈特福德医院做调查，我当时正在构思病人H.M.的故事。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还是能回忆起一些事情。我能回忆起那个寒冷的早晨的情景，回忆起透过外祖父的放大镜看会议室时，镜片上闪现的光斑。我既在这里，又在那里。

如今我在这里，回首这个故事的起点，我想起我的外祖父，想起那些他帮助过、伤害过的人们。我想起当他戴上这副奇怪的眼镜往外看时，周遭的一切都消融在了一起。他所见的一切就是他眼前的东西。

我想起亨利，想起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想起我们给他的回报。我想起，因为分析外祖父和亨利的种种一切，那狭窄而紧致的视野成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外祖父在亨利的大脑上打开的洞，将亨利孤立在了一座小岛上，他在那里所拥有的一切，所见到的一切，都只是当下一刻，而过去和未来只是模糊的一团。尽管如此，亨利和我外祖父不同，他没有选择，只能以这种方式看着这个世界。

我想起那些研究过亨利的人们，布伦达·米尔纳、苏珊·科金、雅各布·安内瑟。

他们每个人都从亨利的丧失中有所收获，而最终他们每个人反过来又失去了亨利。

我想起约翰·富尔顿、查尔斯·柏林盖姆、瓦尔特·弗里曼。

我想起那些猴子，我想起那些人。

我想起那些女人：病人A.R.、病人R.B.、病人G.D.，想起成百上千的人。

我想起我的外祖母尼尼。

我想起我的母亲，我的姐妹们，我的女儿。

我想起有些故事完全与透过我外祖父的放大镜看到的故事相反。某些故事，你看得越久，视野就越宽，这些故事就越是会把其他的部分拉进视野。其他人物、其他地点、其他时间，都在溜走之前交织在了一起，仿佛从梦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