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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胡尔达时大约十五岁，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两年半了，我是黝黑人群中的一个白脸小丑，魁梧巨人中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沉默寡言人中一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农业劳动者中的一个蹩脚诗人。我所有的新同学都拥有健康的头脑与体魄，只有我，在几近透明的身子上长着一个富于梦幻的头脑。更为糟糕的是，有那么几次，他们撞见我坐在基布兹偏僻的角落画水彩画，或者是躲在赫茨尔之家一楼读报室后面的自习室里写写涂涂。麦卡锡主义谣言开始传播，说我和自由党有些联系，我成长在一个修正主义家庭，怀疑我和可恨的蛊惑人心的贝京、劳工运动的主要敌人不清不楚。总之，接受扭曲教育，遗传基因混乱，不可救药。

我来胡尔达，实则因为我反叛父亲，他的家人也不帮我。我没有因背叛自由党受到表扬，没有因在爱迪生礼堂听梅纳赫姆·贝京演讲时不能自控地哈哈大笑得到赞赏，《皇帝的新装》众人当中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在胡尔达这里遭到怀疑，人们认为他被刁滑的裁缝收买了。

我白白地在干农活时努力表现突出，读不好书。我白白地努力像烤牛排一样烤炙自己，像其他人那样晒得棕红。在参加时事讨论时，我白白地把自己展示为胡尔达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整个劳动者阶级中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话。什么也帮不了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某种外星人，于是同班同学无情地侵扰我，让我放弃奇怪的生活方式，变成他们那样的普通人。一次，他们派我深夜不拿火把跑步赶到牛棚检查，回来汇报是否有奶牛发情，需要公牛紧急关照。还有一次，他们让我值班清洗厕所。还有一次派我到儿童农场为雏鸭鉴定雌雄。我绝对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我不会误解我身在何处。

至于我，我毕恭毕敬地接受一切，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

除我之外。

人们没有因为我晒得黝黑而受蒙骗，他们一清二楚——我自己也清楚——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尽管我学会了用软管灌溉草田，开拖拉机，用老式捷克步枪打靶，但我仍未成功地去掉污点，透过我披在身上的所有伪装，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个软弱、温柔、多话的城里孩子，他富于幻想，编造千奇百怪的故事，那些故事从来没有发生，也从来不会发生，不会让这里的人感兴趣。

然而，在我看来，他们都值得称道，这些大男孩可站在二十米外用左脚把球踢进，眼睛眨也不眨便把鸡脖子拧下来，夜里闯入店铺小偷小摸一些供应品，举行午夜盛宴，那些勇敢的女孩子可以背着三十公斤的背包行军三十公里，之后仍然留有充足的精力跳舞跳到深夜，蓝裙子急速旋转，仿佛重力本身满怀敬意停了下来，而后和我们围坐在一起，直至天明，顶着满天星斗，为我们歌唱，唱令人心碎的歌，轮唱两部、三部，背对着背唱，在唱歌时露出天真无邪的热情，的确可以让你神魂颠倒，因为那么纯真，那么超凡脱俗，犹如合唱中的天使那么纯洁。

是啊，确实，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太自以为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插手注定比你强的人的事。确实，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是基布兹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爱情领域属于自然界，不属于主张人人平等的基布兹委员会。爱情领域属于强劲的雪松，不属于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