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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父母会带我进城，也就是去乔治王大街或者本—耶胡达大街喝咖啡，那里有三四家主要咖啡馆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城市里的咖啡馆。在这些咖啡馆里，客人可以随意阅读用长木条固定住的希伯来文和外文报，以及不同语言的周刊和月刊。外国人在黄铜和水晶枝形吊灯的光影里低声絮语，青烟袅袅，有股异域情调，在那个世界里，宁静的书斋生活与伴侣生活平稳地前行。

装扮入时的女士们和仪表堂堂的绅士们坐在桌旁轻轻地说话。身穿雪白工作装的男女侍者臂上搭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茶巾，在桌间穿梭行走，给大家端上滚烫的咖啡，咖啡上漂着状如纯洁的鬈发天使的掼奶油，加香精的小瓷壶锡兰红茶，酒心油酥点心，羊角面包，奶油苹果馅饼，裹上一层香草霜的巧克力蛋糕，冬天晚上喝的香料酒，小杯的白兰地和樱桃白兰地。（在1949年和1950年，仍然只用代用咖啡，巧克力和奶油也许也是代用品。）

在这些咖啡馆里，我父母有时会碰到不同圈子的熟人，与他们平时交往的修玩偶或邮局职员圈子有天壤之别。我们在这里跟重要的老相识交换意见，比如说普费弗曼先生，他是父亲在图书馆报刊部的老板，偶尔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执行公务的出版商耶胡沙·查扎克，与父母年龄相仿已开始在大学里发展、大有可为的年轻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其他年轻学者，包括前途似乎已有保障的大学助教。有时父母会碰到一小群耶路撒冷作家，父亲觉得认识他们是一种荣幸：多夫·吉姆西、施拉格·卡达里、伊扎克·申哈尔、耶胡达·亚阿里。而今，他们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甚至就连他们的许多读者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那时，他们很有名，拥有广泛的读者。

父亲会为这些会面做准备，洗头，把皮鞋擦得像黑色大理石一样闪闪发光，系上他最喜欢的那条灰白条领带，别上一枚银色领带夹，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做到彬彬有礼，我有义务简明扼要地回答问题，还有品位。有时，即使他在早晨已经刮过脸了，但在我们出门之前他还要刮一次。我妈妈为彰显这一时刻，戴上她的珊瑚项链，完美地衬托出她的橄榄色皮肤，给她恬静的美丽增添了几分异国情调，有些像意大利人，或许像希腊人。

父亲的敏锐与渊博给诸位名作家和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深知，每当字典或参考书令之大失所望时，他们始终可以依靠他渊博的学识。但是比利用我父亲及其学术专长更甚者，是他们对我母亲能够伴他而来而毫不掩饰地感到高兴。她深邃而鼓舞人心的关注，促使他们乐此不疲地追寻语词技艺。她沉思的神态，她突如其来的问话，她的目光，她的评论，会给正在讨论的话题增添几分珍贵的理解，使他们不住地说啊说，仿佛他们有点陶醉，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那充满创造性的斗争，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的成就。有时，我妈妈会用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引用说话人自己的创作，畅谈类似于托尔斯泰的思想，要么就是在所谈论的事情中识别出一种禁欲者（斯多葛派）的性质，要么就是稍微歪着头评论——在那一刻，她的声音会呈现某种深色葡萄酒般的性能——这里她的耳朵似乎在在座作家的创作中捕捉到了近似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音符，捕捉到汉姆孙或斯特林堡甚至史威登堡神秘主义创作的回声。此后我母亲会像从前一样保持沉默，密切关注，像精确调试好音调的乐器。与此同时，他们如痴如醉慷慨地向她道出一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为的是引起她的注意。

多年过去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两位，他们对我说，我母亲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子，一个真正受到神灵启迪的读者，每位作家孤独地在书房里艰苦劳作时都梦幻着拥有这样的读者。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创作真是一件憾事，她过早的离世可能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而那时希伯来女性创作者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