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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密特奶奶在洗澡时死去后，爷爷又活了二十年。

有那么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他继续黎明即起，把床垫和床罩拖到阳台的栏杆上，狠狠地击打它们，打碎夜里潜到寝具里的细菌或小妖怪。也许他感到难以打破自己的习惯，也许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对逝者致敬，也许他是在对他的女王表达思念，也许他怕一旦自己停下来，就会招致她的报复。

他也没有立即停止给抽水马桶和洗涤槽消毒。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爷爷微笑着的面颊逐渐露出以前从未有过的粉红，总是显得很快乐。尽管直到生命尽头，他也保持着特别整洁的习惯，保持活泼敏捷的天性，然而暴力离他而去：不再狂暴地击打，不再发疯似的喷洒来苏尔水或氯液。奶奶死后几个月，他的爱情生活开始以迅猛奇妙之势绽放花蕾。几乎与此同时，我觉得七十七岁的爷爷找到了性的欢愉。

埋葬奶奶时落在鞋子上的灰尘尚未及擦去，爷爷家里便满是女人，她们献上吊唁、鼓励、孤独的自由和同情。她们从来没有将他独自抛下，与之共进热气腾腾的饭菜，用苹果蛋糕来安慰他，他显然不愿意被她们抛下不管。他总是对女人怀有好感……对所有的女人，包括漂亮的女人和拥有其他男人发现不了的美的女人。“女人，”我爷爷曾经宣称，“都非常非常美丽，无一例外。只有男人，”他微笑着说，“是瞎子！十足的瞎子！咳，有什么呀。他们只看到自己，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瞎子！”

奶奶死后，爷爷花在生意上的时间少了。但他有时还是会脸上闪烁着骄傲和喜悦，宣布“到特拉维夫做重要的商业旅行，到古鲁森博格大街”，或者是“拉马特甘举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和公司所有的头头脑脑一道”。他仍然喜欢给所有他见到的人奉上一张他那令人难忘的商业名片：“亚历山大·兹·克劳斯纳，进口商，指定代表，总代理和指定批发商”，等等，等等。但是现在，他多数时日都在忙碌着令之心旌摇荡的事情：签署或收讫请柬，互邀喝茶，或是到某家精心挑选但价格不算太贵的饭馆举行烛光晚宴（和茨特林夫人，不，和沙珀施尼克夫人！）。

他在本—耶胡达街阿塔拉咖啡馆不显眼的楼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穿海军蓝西装，系着圆点花纹领带，模样粉嘟嘟的，微笑，容光焕发，打扮得整整齐齐，浑身散发着洗发水、爽身粉和剃须水的气味。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他那浆洗过的白衬衣，塞在胸前口袋里耀眼的白手帕，银光闪闪的袖扣，总是让一群五六十岁保养得很好的女人包围着——身穿紧身胸衣和后接缝尼龙长袜的寡妇，浓妆艳抹的离婚女子，戴着许多戒指、耳环和手镯，指甲、玉足修整得恰到好处，烫着头发，有身份的已婚妇女，希伯来语中夹杂着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或保加利亚语。爷爷喜欢让她们陪伴，她们为他的魅力着迷。他是个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健谈者，一个具有19世纪作风的绅士，他亲吻女士的手背，急急忙忙前去给她们开门，上台阶或上坡时伸出自己的胳膊，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的生日，送去一束束鲜花或一盒盒糖果，留意甚至会稍许赞美一下衣服的剪裁、新换的发型、雅致的鞋子和新式手提包，玩笑开得颇有品位，适时引用一首诗，聊天时热情而幽默。一次我打开屋门，看见我九十二岁的爷爷正跪在一个兴高采烈、身材矮胖、头发皮肤均为褐色、某位公证人的遗孀面前。女士隔着陷于迷恋中的爷爷的脑袋，朝我挤挤眼睛，喜气洋洋地微笑，露出两排完美得有些发假的牙齿。我在爷爷尚未意识到我的存在之前走了出去，轻轻关上屋门。

爷爷魅力之谜究竟何在？这一点我大概过了多年后才开始理解。他拥有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对许多女人来说，那是男人一种最为性感的奇妙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