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巴尔的摩，马里兰州

我的眼睛很累，见到一点光亮就受不了。套房里的灯安装得低低的（不，他们告诉我，这不是真正的套房，而是豪华医院里的一个大房间），灯泡外面包着布和丝绸，如果我要外出，我首先要戴一副墨镜和一顶宽檐帽来遮挡太阳。那样，我不像个老太太了？随它吧：我才不在乎呢！

今天上午，司各特给我送来了一些东西，但他不愿意上楼到房间里来。我们坐在医院大厅巨大的椅子上。那是一个非常高级、非常安静的无人地带，很像是巴黎大酒店的大堂。他觉得很尴尬，胡言乱语，我做着鬼脸，算是回答。“其实，”他对我说，“大家都误会你了。你深藏不露，是个小丑，你永远是我亲爱的小丑，忧伤的小丑，快乐的小丑，可爱的小丑，恶毒的小丑。和你在一起，我不会感到烦闷。”

而我呢？我会不感到烦闷？谁会关心这一点？谁会对此感兴趣？我是个被欢笑淹没的小丑，是个被脂粉掩盖了的小丑。

今天上午，他真的给我送来了我要的一半东西：五摞纸，是的，但他忘了打字机。他阴险地把他的钢笔递给我，我不要：昂贵的木杆金笔，又没有墨水换……不过是写字的工具罢了，给我女儿写一封信，还有做糕点的一份食谱。行了，这样就可以了。

我来到医院的保险室，要求看看我的珠宝。我小心地从里面拿出镶嵌着蓝宝石和钻石的首饰别针，那是我们结婚10年的纪念物。那个长得和卢卢酷似的女护士（同样憔悴的脸，同样的嘲笑，同样浓烈的酒味）建议我换一架便携式“安德伍德”牌打字机，我没有问她这机器是从哪儿弄来的，立即把一张纸塞进卷轴，打起字来。两天后，酷似卢卢的那个女护士给了我一盒复写纸。

1940年

我以前很漂亮，至少在中学时大家是这么说的。但他们全都是些乡巴佬，我的姓氏、我的无礼和我的大胆都使他们震惊。今天，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喝得那么多，却不吃东西，也不睡觉，这确实没什么好处。一切都被大大地糟蹋了：已经损坏的身体不再有任何欲望，你也不会再想去看商店里的橱窗。

那个新来的女人，谢拉（用法语讲是“谢了”，很滑稽的名字，而且难以翻译），她仅仅是漂亮而已吗？人们告诉我说，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还没有变成淡黄色，苗条但不消瘦，皮肤光滑，人很可爱，小小的鼻子有点翘，笑起来傻傻的——一个美国小宝贝。她白白化了那么多妆，最后承认自己缺乏才能，改行当秘书或类似的行当去了，至少那些职业不会使她黯然失色。这个好人最终成了自己的主人。

啊！也许她会接受我一直拒绝的角色：收集和保存女崇拜者的信件。可是，没什么信，他们在马里布海滨破烂的小屋里收到的仅有的几封信，都是法院的执达员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