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

1940年

对生命的解释解释不了任何东西。

我跟海兰医院的年轻医生讲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失败，听不懂他说什么。这些医生我见得太多了（“起码有一百！”司各特说。我听见他增加了薪酬）。

这个医生很年轻，很和蔼，蓝蓝的目光看着我，不试图剖析我，也没有怀疑我。

我一生中的13个月——这好像并不长，但已经太多了——我不得不躲起来写东西。我已经31岁了。然而，我接受了一个帝国，同意让一个妒忌的、神经质的、失败的丈夫来统治我，直到无法生活的那一天。

10年来第一次，我在两个大陆起码换了20家医院，这次，终于有个年轻医生对我说：“我相信你。”

司各特喝得醉醺醺的，在洗手盆里撒尿，有时撒到旁边。

早上可以发现地砖上有干了的尿滴和彩釉瓷砖上黄黄的尿迹。

我在动物园看到过？然而，这却是我们达成的协议——起码，我们这样答应过——大的地方一定要干净，小事情一切都可以将就。我相信我正逐渐失去我丈夫。那个讲究的男人，以前曾那么吹毛求疵，疑神疑鬼，现在哪个蓬头垢脸的丑老婆子他都要。他身上甚至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味道，恶臭难闻，让人掩鼻。他习惯屈尊，自甘堕落，也许早就堕落了，谁知道呢？

因为现在大家在损我们：他们说，司各特老得太快，说他发胖了，喝酒喝得脸都变了形。但那些笨蛋，他们知道什么？他的书就是他的心血，他的小说太少了，他为钱而写作的文章却很多，太多了。同样，他的书也是我的心血。对那些人来说，写作，就像是与自己的一场长谈，就像是面对家庭牧师的一场忏悔。（我想起了圣帕特里克的本堂神甫住宅，想起了那个身上有油炸味道的爱尔兰天主教神甫的所有布道。由于小祭坛上的花瓶里插着的宿球类花草，由于宿球类花草和有哈喇味的油，它们的味道和烧焦了的肉油味混在一起，我感到很恶心。我头昏脑张。糟糕的结合，我心想，危险的婚姻。我觉得自己要晕倒了，要倒在一道黑一道白的地面上了）。对于其他人来说也同样，写作，就像在某位弗洛伊德先生或弗洛伊德女士面前睡觉[22]。

不，写作意味着马上做严肃的事情，直接进地狱，持续的火刑，在一千伏的电击中有时非常快乐。

昨天，弗勒吕斯路，斯泰因家。

路易斯说：“写作，就是跟同事拳击，你死我活。”大家都鼓起掌来，哈哈大笑。司各特用眼睛盯着他，既忧伤，又诱人。

“多愚蠢啊！”勒内嘀咕了一声。“美国的新一代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他差不多跟洗脚水一样深。”椰子用法语说，他说得很大声，让大家都听得见。“来，泽尔达，我们去真正的男人练拳击的地方。”

司各特看着我跟他们离开，脸上挂着蔑视的笑。然后，他转过身去，眼睛湿湿的，看着那个私底下已经侮辱过他的那个露着胸脯的巨人。但司各特并不认识他，司各特需要的是一个爱他、尊敬他的男人，不管这个男人多么残忍、会怎样背叛他。

我并不奢望他能像爱他父亲那样爱我，但我有时想，他是否有过一天爱我胜过爱路易斯、威尔逊、毕晓普。那种想拥有我的强烈欲望，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谓的爱情？他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看路易斯那样专注、专心地看过我。他张开的眼睛中跳动着火焰。那双眼睛，我只知道它是浅绿色的，非常漂亮，几乎是透明的，眼白里充满了酒精。黑色瞳孔中的那团火，是什么感情突然把它烧起来的？我不断地问自己。永远不会停止。

*

母亲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她现在老了，发胖了，生我的时候腰出了毛病），但她20岁时候的一张老照片表明她当年很有魅力：凝脂般的皮肤，蓝莹莹的眼珠，弯弯的鼻梁，一个高贵的鼻子，与她的胸衣和长长的英式金发、开拓者令人尊敬的姓氏十分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