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翕开了。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我写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我的学习本来功底就不厚，学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当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丢了，没有在根本上做治疗，创口还在那，而且越来越大。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最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说”《麦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地写！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这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我的东西，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到这时，这个东西和我才迎来了一线生机。

小说最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第一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为他培养的重点作者，安排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在广东万山群岛，主要是读书，讨论；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边，主要是写东西，关了一个月，写了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第五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艺当时很火的，走出了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以至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

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我的小说之门自翕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没有什么说头。如果一定要说，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法律承认有一个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说我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的名字叫黄尹。对有些人来说，法律承认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对我和黄尹来说，这是很无所谓的一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举国上下闹学潮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当时在南京的好友鲁羊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看了大字报，鲁羊还是不想回家，想看一个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几号楼几号房间，八宿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为女生宿舍男人是进不去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怎么样才能把他要见的女生叫下楼来呢？只有大起嗓门喊，别无选择。那就喊吧。但鲁羊却要求我喊，他说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喊吧，没事的。显然他是把我当做他了。他当时在写诗，哲理诗，抒情诗，两种诗都是世俗生活的异议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气。如果我们俩调个头，我想他可能会帮我喊的，他身上有见义勇为的气质和游戏事情的胆子。可我哪有这种勇气？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来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结果也不需要我们喊，楼里出来了两个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声地上去，拦住了她们。原来他俩心有灵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灵犀，跟我好像也有一点灵气，无意中带了一个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男两女的良好格局，否则我不是成电灯泡了。为了暗合缘分之说，黄尹说那天晚上她们本来已经出了宿舍楼，但黄尹觉得有点凉，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