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个动词

萧伯纳曾经讥讽“有教养的英国人”：除了掌握“对”与“错”的差别，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后来，一个有教养的英国哲学家自嘲说，这个批评用在道德哲学家身上其实更合适——这些在大学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家伙常把自己对于世界的无知当美德。

谢天谢地，自从有了迈克尔•桑德尔，言语乏味且五谷不分的道德哲学家们，终于等到了拨乱反正的这一天。在哈佛大学著名的Sanders剧场上，这位衣着得体、风度翩翩的哲学家开讲《正义》课程超过30年，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前来围观他的哲学课。

从受什么样的伤应该得到五角大楼的紫心勋章，到克林顿在性丑闻中到底有没有说谎；从德国罗滕堡的食人者，到美国黑水公司保安在巴格达广场的开枪事件……你能看出桑德尔对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有多了解。更妙的是，桑德尔还能上通下达，把亚里士多德、康德、边沁、罗尔斯这些让人望而生畏的经典哲学家从积满灰尘的书架上拉下来，洗洗刷刷，就成了最积极亲民的公共论题参与者。

2009年，桑德尔的课堂讲义整理出版，取名《正义：该如何做才是对的？》。还是这一年，哈佛大学把他的课堂视频放到了网上。拜网络“免费”与“共享”之赐，现在，无论是在youtube还是在土豆，墙里墙外的哲学爱好者们都可以亲身体验一把桑德尔的名嘴风范。

同为名嘴，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桑德尔的特点是，一不做声情并茂的道德说教，二不假装暴脾气来赢得满堂彩，即使偶尔聊八卦也不是为了取悦学生，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道德说理和推论。

上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的男女生被分在不同的学院。圣•安妮女子学院中有一些年长的教员，基于传统道德反对异性留宿，但因为时代在变，不能直接用“伤风败俗”来支持她们的观点，于是她们就想出了下面这个理由：“如果男子留宿的话，学院的开支会因此而增加。”因为“他们要洗澡，因而会使用更多的热水”，而且“我们将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更换床垫”。一来二去，改革者和保守者最终达成协议：每名女子每周最多可以有三个晚上留宿访客，而每名访客每晚需要向学院支付50便士的费用。次日，《卫报》的头条写道：“圣•安妮的女生，每晚50便士。”

如此无厘头的饭后谈资，在桑德尔这里，轻轻巧巧就和最乏味的哲学道理挂上了钩：保守主义老太太们之所以灰头土脸，是因为“德性的语言没有很好地被转变为效益的语言”。

在Sanders剧场里，桑德尔的角色就像是雅典城邦公民广场上的苏格拉底，和那些欢快的、热情的年轻人一起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

雅斯贝尔斯说，哲学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哲学的本质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寻找真理。就此而言，桑德尔不过是复原了哲学思考的原生态。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带领读者和听众从那些或大或小、或琐碎或古怪的公共话题一路谈到效益、自由、德性和正义这些超级大概念。

桑德尔认为，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但是问题在于，不同的人不仅看重不同的东西，而且分配的标准也是人言言殊。以效益、自由以及德性作为三个关键词，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正义观：效益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群主义。

作为一个社群主义者，桑德尔坚信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公民的德性和推理共同善，为此，思考正义就必须要思考何谓“良善生活”？

效益主义者也思考良善生活，但他们希望把“良善生活”、“幸福”这些语焉不详的大词还原成可以被公度的量化标准，比如“效益”。他们认为，一个社会是否正义，要看它的政策和法律是否能使效益或者福利最大化。如此科学又美妙的想法，在桑德尔看来，却有着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