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达谢维奇 （1939）

这位诗人，这个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谱系中）普希金的文学后裔，只要文学的记忆活着，他就仍然是俄国诗歌的骄傲。他的才华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成熟于我们的文学处于僵化的年月。布尔什维克时代把诗人截然分成官方认可的乐观主义者和低人一等的悲观主义者、国内精神饱满的人和流亡忧郁症患者。这种归类会导向一个有趣的悖论：在俄国内部，当权者会依据外部情况行事，而俄国之外的事，则会依据内部情况考虑。政府的意志暗中要求作家满腔热情地关注一顶降落伞、一台农用拖拉机、一个红军战士，或者极地探险队员（也就是说关注这个世界的外部事物）。当这种意志诉诸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时，自然比流亡者的行为规则要强大得多。人的内心世界，弱者几乎意识不到，强者不屑一顾。在19世纪，这种内心意识引发了描写圣彼得堡纪念柱的怀旧诗歌，而30年代后期，又演变为诗意的宗教关怀，尽管并不总是深邃，但总是真情流露。艺术，真正的艺术，其客体就挨着艺术的源泉（在高贵和荒凉的地方——当然不在人满为患、情感泛滥的山谷）。真正的艺术在我们手中已蜕化为理疗式的抒情诗了。虽然人们理解，人绝望时会情不自禁当众宣泄，但诗歌与此无关，而教会或塞纳河的拥抱会更有效。无论何种方式的当众宣泄，从艺术上讲，它总是微不足道的，就因为它是当着公众的。然而，如果在俄国，人们觉得很难想象一个诗人会拒绝束缚（如不愿翻译一个高加索打油诗人的短诗），鲁莽地将缪斯的自由置于他自己的自由之上，那人们可以期待在俄国侨民中很容易发现勇敢的孤独者，他们不希望去统一并将他们的诗学观汇入一种精神的共产主义阵营中。

在俄国，甚至天才也无法得到拯救，而一个流放者，单凭才华就能获得拯救。无论霍达谢维奇的晚年生活多么困难，无论一个侨民平淡乏味的处境多么让他痛苦，也无论他的凡人同类对他的死多么无动于衷，霍达谢维奇无疑将被俄国永远铭记。确实，他自己也乐于承认，经历了勃洛克所预言的“寒冷和黑暗”的日子(1)，他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人所难以达到的高度——幸福的孤独。

我这儿无意用突然转向的香炉(2)来伤害旁观者。移民一代中有些诗人仍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或许可能达到艺术的顶峰——要是他们不在小酒馆里虚度时光，全然体会不到在法国人心中那似乎恒久不变、难以一窥全貌的巴黎之妙处。霍达谢维奇似乎意识到他在流亡期间创作的诗歌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因而，他对自己诗歌的命运感到一种责任感，这一命运令他烦恼而不是悲伤。廉价诗歌的忧郁情调作为他的诗集《欧洲之夜》的戏仿而不是回应更能打动他，诗中的痛苦、愤怒、天使等——总之，一切都是真诚的、独特的，与乌云般笼罩在许多诗人作品中的情调相当不同，而那些诗人多半是他的弟子。

谈论他诗歌的“娴熟”（即“技巧”）是没有意义的，把他的诗歌与一般诗歌联系起来甚至是亵渎，也不能在一种非常特定的意义上谈论他的诗歌。因为“娴熟”的概念本身带着引号，因而成了一种附属品、一个逻辑上要求补偿的影子，这很容易把我们带向一种看待诗歌的特殊、动情的态度，结果是诗歌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满纸泪痕。这种状况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不是因为甚至大多数“纯粹的哭泣”也需要有充分的关于韵律、语言、表达平衡的知识；这种状况之所以也是荒诞的，不是因为打油诗人沉湎于羞羞答答的欺骗（如同送葬者因生命的短暂而抱怨人的生命），与不知检点的诗扯在一起，面对人类的苦难，艺术坠入虚无；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大脑所意识到的这一事物和它的时尚之间的分裂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和之所以是荒诞的，是因为它损害了这一事物（无论你称其为“艺术”、“诗歌”，还是“美”）的本质，因为它实际上是与它的神秘、不可或缺的各种所有物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完美的诗歌（在俄国文学中至少可以找到三百个例子）能够被读者从各种角度进行考查，以寻找它的思想，或只寻找它的情感、画面、声音（可以想出多种方面，从“手段”到“想象”），但所有这些不过相当于对整体的随意选择，它们中哪一个方面都不值得我们如此关注（也自然引不起我们任何的兴奋，除了可能间接地让我们回想起另外某种“整体”，如某人的声音、某个房间、某个晚上），如果这首诗并不拥有华美的独立，则“娴熟的技巧”听起来就像是它的反义词“动人的诚意”，有侮辱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