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1964）

1964年8月18日，《生活》杂志的简·霍华德寄给我十一个问题。我保存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打字稿。9月中旬，她和摄影师亨利·格罗斯曼来到蒙特勒。采访文字和图片登在11月20日的那期《生活》上。

哪些作家、哪些人物和地方对您影响最大？

童年时期，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孩子。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已经用俄语读了或重读了全部的托尔斯泰作品、用英语读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作品、用法语读了全部的福楼拜作品——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作品。今天我总能讲出，我写的哪一个句子在切换和语调上恰巧与半个世纪前我喜欢或厌恶的哪一个作家相像；但我不认为有哪个作家对我有任何确定的影响。至于地点和人物的影响，我童年时期的俄罗斯北方给了我很多隐喻和感性的联想，我也意识到，我之所以自小就能为读到一篇优秀诗作而兴奋，与我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您是否在文学之外还如此关注过其他一种职业？

说白了，我从不认为文学是一种职业。对我来说，写作永远是沮丧和兴奋、折磨与娱乐的混合——但我从不指望写作会是收入的来源。相反，我经常梦想的一个长期和激动人心的职业是：在一家大博物馆里做个默默无闻的鳞翅目昆虫部负责人。

您的哪一部作品最令您满意？

我要说，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洛丽塔》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也许因为这是我的一部最纯粹、最抽象、也最精巧的作品。我可能要为人们似乎不再为他们的女儿取名“洛丽塔”这一怪事负责。我听说1956年以后，人们给雌性鬈毛狗，但不再给人取这个名字。怀有善意者想要把《洛丽塔》译成俄语，但结果如此糟糕，我只好自己来译。如“牛仔裤”这个词，在俄语字典中译为“宽而短的裤子”——这个定义完全不能让人满意。

在《防守》的序言中，您影射了精神病学。您认为被分析者信赖分析者是很危险的，是吗？

我很难想象任何心智健康的人会去看一个精神分析医生，但当然，如果一个人精神错乱了，他就会病急乱投医；总之，庸医和怪人、巫医和圣人、国王和催眠师都能给人治病——尤其是给那些歇斯底里的人治病。我们的子孙无疑会带着同样的笑意和蔑视看待今日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同我们看待占星术和颅相学。以不学无术、邪恶的胡说八道对轻信的公众进行欺骗的最极端的例子便是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释。每天早上，我以驳斥那个维也纳庸医而得到极大的乐趣，那就是我回想和解释我的梦的细节，根本不用性象征或神秘的情结来说事。我建议我可能的病人也这么做。

您怎样看待政治和宗教对您创作的影响？

我从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但始终厌恶和鄙视独裁和警察国家以及任何形式的压迫。这还包括思想管制、政府审查、种族或宗教迫害，诸如此类。我并不关注这一简单的信念是否会影响我的写作。我想，我对宗教的淡漠与我不喜欢政治或公益方面的团体活动，是同样的性质。我让我的一些小说人物成为躁动不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但同样，我还是一点也不在乎读者把何种信仰或无信仰的标签贴在作者身上。

您会喜欢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吗？

我对“何时”的选择会受到“何地”的影响。事实上，我会建构一种时空马赛克以适应我的愿望和需求。这过于复杂，无法列出这种组合的所有因素。但是，我相当清楚它应当包括什么。它应当包括温暖的气候、每天洗澡、听不到电台音乐和交通噪声、古代波斯的蜂蜜、一家完备的缩微胶卷图书馆，还有对月亮和其他星球越来越多的认知所带来的独特、难以形容的狂喜。换句话说，我想我愿意把头置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而不在意将我的其他的器官和肢体分布到不同的世纪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