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不详 （1962）

1962年6月5日早晨，我偕妻子乘“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从法国瑟堡港到美国纽约出席电影《洛丽塔》首映式。在我们抵达的当天，就有三四个记者来圣里吉斯旅馆采访我。我曾在记事本上草草记下一些人的姓名，但我不能确定其中就有某个记者的名字。采访结束后，我马上就把笔记本上的问题和回答打印出来。

采访者觉得您不是一个特别有情趣的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为自己是一个缺乏大众魅力的人而自豪。我一生中从未醉过酒。我从不像其他男生那样说脏话。我没有在办公室或矿井干过活。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倶乐部或团体。没有什么教条或派别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没有比政治小说和具有社会意图的文学更让我讨厌的了。

然而，必定有什么会打动您，比如，您所喜欢或不喜欢的。

我厌恶的东西很简单：愚蠢、压迫、犯罪、残暴、轻音乐。我喜爱的则是最让人们感到紧张的事情：写作和捕捉蝴蝶。

您一笔一画写下所有的东西，是吗？

是的，我不会打字。

您同意给我们看一页手稿吗？

恐怕我得拒绝。只有野心勃勃的无名之辈或好心肠的庸人才会展示他们的手稿。这好像让人看他们吐的痰。

您读很多的小说新作吗？您为什么要笑？

我笑是因为好心的出版商老给我寄——还附上“希望您会跟我们一样喜欢该书”的便函——同一类作品：就是那种内容淫秽、用词花哨、情节离奇的小说。所有这些书像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而这个人甚至都不及我的影子的影子。

您对法国所谓的“反小说”有什么看法？

我对文坛上诸如团体、运动、流派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我只对个体的艺术家感兴趣。“反小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存在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他的作品引起了一批平庸的三流作家古怪的模仿，对他们来说，一张仿做的标签有助于商业炒作。

我注意到您说话老“嗯”、“哦”的，这是趋向衰老的标志吗？

不是。我一向不善言辞。我的词汇深居我的大脑，需借助纸张挣扎而出，进入物质层面。出口成章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我发表的每一个字我都改写过——经常要写好几遍。我的铅笔的生命力比橡皮更长久。

怎么看待在电视上露面？

噢（人们在电视上通常用“噢”作为开场白），几年前我在伦敦上过一回电视，之后一个幼稚的批评家责备我在镜头前局促不安，躲躲闪闪。其实，那次访谈仔细彩排过，我也仔细写好了所有的回答（以及大部分问题），然而，因为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如此糟糕，我就把写有笔记的卡片在面前摆好（后来弄乱了），就像一个掩在各种无辜的道具后面的伏击者，这样，我既无法注视镜头，也不能看着提问者。

可您教过很多课——

1940年，在我开始在美国的教学生涯之前，我有幸花工夫写下了有关俄国文学的一百份讲义——大概有两千页——之后，又写了一百份讲义，论述从简·奥斯丁到詹姆斯·乔伊斯这些伟大的小说家。这些讲义让我在韦尔斯利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愉快地度过了二十个年头。虽然，在讲台上，我巧妙地上下移动我的眼光，但机灵的学生心里很清楚，我是在读稿，不是在讲课。

您什么时候开始用英语写作？

我很小就会讲两种语言（俄语和英语），五岁时又学了法语。在我的童年，我用英语写了那些我收集到的蝴蝶的笔记，从那本我最喜欢的杂志《昆虫学家》中借用了不少专业术语。1920年，该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论克里米亚蝴蝶》。同年，我向剑桥三一学院院刊投了一首英文诗，那时（1919—1922）我在那儿读书。此后，在柏林和巴黎，我写了我的俄语作品——包括诗集、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它们被三百万俄国侨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阅读，但这些书在苏俄当然是绝对被禁止和忽略的。在30年代中期，我英译并出版了我的两部俄语小说：《绝望》和《暗箱》（在美国出版时更名为《黑暗中的笑声》）。第一部我直接用英语写的小说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那是1939年，在巴黎。1940年移民美国后，我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并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庶出的标志》（1947）、《洛丽塔》（1955）、《普宁》（1957）以及《微暗的火》（1961）。我还出版了一部自传《说吧，记忆》（1951），另有几篇论蝴蝶分类的科学论文。